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第18/18页）

“粗心”的记者并不鲜见。因为柏桦曾经应邀参加过某次著名的诗歌节，出于查找资料的需要，我到网上搜索相关资料，竟然无意中发现，沪上一家颇有影响的文化生活类刊物对该诗歌节的报道，竟然“采访”过我。我没有参加过该诗歌节，也没有对该活动以及参加活动的诗人进行过评价。可是在那个记者的报道中，我几年前撰写的诗歌随笔却成了我接受采访时亲口对他说的内容，——报道中甚至写着“著名诗人刘春对本刊记者表示”云云。这种无中生有和移花接木的功夫令人惊奇。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与前一个记者相比，他至少没有对我进行变性手术。

还有更荒谬的——有的评论家和“准评论家”因为有一段时间柏桦作品量日渐减少而将其定义为80年代诗人，进不了90年代，似乎这个评论家拥有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时间之外的特权。诗歌写作可以如此粗暴地区分吗？用十年二十年之类的时间长度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柏桦早就说过了：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我喜欢柏桦这份“过旧日子”般的沉静，新世纪以来，诗歌界各种诗会、笔会随处可见，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因为种种便利而成为这些会议的座上客，整天奔波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即使多年未见有说服力的作品，即使他的诗歌总体成就远不如人们想像中的优秀，却也混了个脸熟。而柏桦，作为一个深有影响的诗人，相对于那些混个脸熟者，他有太多理由生活在闪光灯下，但我们在这些诗会上很少看见他的身影——他早已不必依靠虚假的光环来证明自己。

在2008年7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作家余华感叹道：“美国那些优秀的作家对自己的生命有种分秒必争的意识。中国作家太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中了。在美国，如果是我这样年龄的一个作家，将会很少外出，会是一个专心致志写自己东西的人，而在中国像我这样年龄的作家经常在天上飞。”余华的话可谓点中了某些“活跃”诗人的死穴。十二

我曾经以为写柏桦是容易的，因为我读他的时间将近20年，而且与他通过数十封邮件。从1990年接触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诗歌大展资料以及诗坛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开始，柏桦就成为我阅读中无法绕过的碑石。而现在，我却仍然觉得自己距离柏桦很远，这种距离不仅是文学造诣上的，还是接人待物上的。在我结识的大量诗人中，柏桦是对文字极其认真的一个。这一点前文已经举过例子。柏桦非常谦卑得体的一位，他的谦逊也令人印象深刻，他比我年长近20岁，但每封邮件，他都称我为“刘春兄”，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训练有素的礼貌，但我仍然感动不已，相比时下那些十多岁的大学生，在电话或者邮件劈头就直呼其名的“直率”，你会马上再次想起柏桦的一句名言：“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坚持》的短诗向柏桦致敬。在诗中，我把柏桦当作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希望他去“隐居”，“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并引用了他的名句：“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坚持》在《星星》上发表之后，被好事者转帖到网络上，引起大批网友共鸣。但也有“知情者”笑我“表错了情”，说柏桦为了生活得好一些，写了很多“走市场”的书，哪里还肯“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我对这样的“好心提醒”总是不大领情——想过好日子难道也可以成为一个诗人的“罪证”？诗人难道就注定了两袖清风家徒四壁？难道诗人的笔只能写诗而不能拓展文字的领域？再说我尊敬的是诗人柏桦作品中的精神，而不是成都市民柏桦数十公斤的肉体。

得到柏桦已进入高校任教的消息后，我为他欣喜，有了写作和做学问的良好环境，诗人可以真正地“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了。而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个朋友提供的信息——柏桦的儿子名字非常别致，叫做“柏慢”。

在这个什么都崇尚“快”的年代，某些东西还是慢一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