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9/14页）

Y的经历，可能是旅居国外的华语诗人的缩影，近20年来，许多当年非常著名的诗人都出走他国，劳碌奔波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有的脱离了诗歌，比如江河、张真，人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更遑论诗歌；有的最终回到国内，在高校任教，比如宋琳、多多、张枣。当然，也有不少依然在国外坚持创作的，比如北岛、孟浪。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诗人，无论身在过内还是国外，只要能够坚持创作，就值得尊敬。据说，在国外，只要遇到需要自我简介的时候，张枣都会这样说：“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我想，这一方面源于对诗歌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吧。

六

细心的读者读我近几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会发现有一个次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就是“诗坛”。“诗坛”这个词形象地勾勒出了当今中国一个众所周知的状况——诗歌界就像一个个坛子，有的大，有的小，有装酒的，有装油的，有装醋的，形形色色，林林种种，各有特点。各派同仁对“自己人”连吹带捧，推崇备至，对“外派人士”既贬又讽，种种可悲可笑之举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能保持缄默已算给足面子。于是“事件”、“论争”也此起彼伏，互相交融，互相温暖，互相碰撞，互相顷轧，热闹之极。

在众多“坛子”之间的空阔地带，游离着一小批自由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坛子”，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坛子”。他们安静的写作，不喜欢“活动”，而是凭借超凡的实力博得读者的敬仰，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自由人至少包括柏桦、吕德安、翟永明、宋琳、王寅等人。张枣也可以算一个，尽管有些时候，人们会把他列入一个名叫“知识分子写作”的“坛子”之中——需要声明的是：我所说的“坛子”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在我的心目中，严格地说没有“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坛”，如果有，因为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的存在，这个“坛”也属于我目前最为欣赏和尊敬的风景。

人们把张枣列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也许是因为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最权威选本的《岁月的遗照》中，张枣有五首诗作入选，“待遇”中等偏上。但这些人可能没有进一步注意到，“待遇中等偏上”的张枣在该书序言中得到的评价只有四个字：“语感自如。”所占篇幅远不及张曙光、欧阳江河、孙文波、西川、肖开愚甚至70年代出生的王艾等人。这说明在编者印象中，张枣定位还是比较游离的。同时，也反证出张枣在中国诗坛的独特性：张枣就是张枣，他不与任何人重叠。

如果要在外国找一个跟他有些相似的诗人，我会选择史蒂文斯；读张枣与陈东飑合译的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不时地走神，感觉自己读的不是史蒂文斯，而是张枣。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张枣这样写道：“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世界的迷人之处正是世界本身’（《徐缓篇》），而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的价值和诗歌（想象力）最高的理由。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秩序的激昂’，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而是它的内蕴物，也就是说，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一切赞颂，都可以毫厘不差地被换置到现实本身，因而，现实就是想象，世界不自外于诗歌，词就是物，写作就是生存，而生存，这个‘堆满意象的垃圾场’，才是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唯一策源地。……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造境之美丽，令人艳羡和折服。”张枣所写的是史蒂文斯，不也是在写自己吗？

那么中国诗人中，谁的诗风与张枣更接近呢？我的答案与很多人不同，不是柏桦和钟鸣，而是上海的陈东东。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很少遭遇到张枣和陈东东这样的诗人，他的诗歌既现代又传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先锋诗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古典诗人。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极浓郁的古典诗词意境，比如陈东东的《雨中的马》、《月亮》、《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点灯》，张枣的《楚王梦雨》、《镜中》、《何人斯》等，但他们的表达又是现代的，而且这种“现代”是有别于同时期诗人的现代。最为契合的一点是，从他们的作品中，你很难用传统的凡是找到意义，但即使你读得满头雾水，你对他的文字仍忍不住迷恋。关于张枣的诗歌已经说得太多，这里就不再举例，试看陈东东这首《雨中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