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漫步遐想录漫步之三（第2/5页）

我出生于一个讲求道德、虔诚信教的家庭，在一位贤明而笃信宗教的牧师家庭中愉快地成长，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后从没完全抛弃的原则和格言——有人说是成见。还在童年时我就独立生活，在爱抚的吸引下，在虚荣心的蛊惑下，为希望所诱骗，为形势所逼迫，当了天主教徒，但我仍然是个基督徒；不久以后，出于习惯，我的心对我的新的宗教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华伦夫人卢梭于一七二八年三月与华伦夫人初次见面，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一年间，曾和她生活在一起。请参看《忏悔录》第一部第二至第六章。的教导和榜样加强了我的这份感情。我在乡间度过了青春年少时期，那里的孤寂生活和我全神贯注地阅读的好书，加强了我对深挚感情的天赋禀性，使我变成类似费纳龙式的虔信者费纳龙(1651—1715)，法国康布雷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张寂静主义，认为应该像孩子热爱母亲一样只爱上帝，至于其他宗教仪式则都无所谓。。在隐遁中所作的沉思，对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冥想，都促使一个孤寂的人不断奔向造物主，促使他怀着甘美热切的心情去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归宿，探索他所感到的一切的起因。当我的命运把我投进人间的急流时，我再也寻觅不到片刻间能悦我之心的任何东西。对往日温馨的闲暇的怀念始终萦绕心头，使我对身旁一切能为我博得名利的事物都感到冷漠和厌恶。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想追求什么，也不存多大希望，有所得的时候就更少，而当飞黄腾达的微光显现时，我又感到，当我得到我以为是在寻求的一切时，我一点也得不到我为之心向神往，然而并没有明确目标的那种幸福。这样，就在种种苦难使我感到我跟这世界毫不相干以前，一切就都促使我在感情上跟这个世界日益疏远。直到四十岁以前，我一直在贫困和财富之间、在正道和歧途之间摇摆不定，我有很多由习惯而产生的恶习，然而心中并无半点作恶的倾向，我随遇而安而缺乏理性所明确规定的原则，对我应尽的本分虽有所疏忽但并不予以蔑视，而且对这些本分时常也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我从青年时期起就把四十之年定作一个界限，在这以前可以有各方面的抱负，作出一番努力来力求上进，并且决定，一到这岁数，不管处于什么状况，就不再为摆脱这一状况而挣扎，余生就得过且过，再也不为前途操心了。时候一到，我就顺利地把这一计划执行起来，尽管当时我的命运似乎还可使我获得更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也放弃了，不仅毫无遗憾，而且引为乐事。我摆脱所有那些诱惑，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心一意过慵懒的生活，让精神安静下来——这从来就是我最突出的爱好，最持久的气质。我摆脱了社交界和它的浮华。我抛弃一切装饰品，不再佩剑，不再戴表，不再穿白色长袜，不再用金色饰带，也不再戴精制头饰，从此只戴一副普普通通的假发，穿一套粗呢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我把使这一切显得重要的贪婪和垂涎从心底连根拔除了。我也放弃了那时我根本无法胜任的职务卢梭当时在法国财务总管弗兰格耶处担任出纳，经管金库(见《忏悔录》第二部第八章)。，从此开始誊抄乐谱，按页取酬，这项工作我从来就是十分喜爱的。

我的改革并不限于外表。我感到外表的改革本身就要求另外一种显然更痛苦、但却更有必要的改革，那就是思想的改造。我决心把我的内心来一番彻底的严格的审查，并予以调整，使今后余生一直保持我死前希望保持的那个样子。

我心中出现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另一个精神世界展现在我眼前；我开始感到人们的判断是何等的荒谬，然而我那时还没有预见到会成为它的牺牲品；文坛的名声像烟云一样刚在我头上飘浮，我就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越来越需要有另外一种成就；我想为来日的事业开辟一条比前半生更为可靠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作一次早就感到有必要进行的彻底的检讨。我这样做了，对为做好这项工作所需的一切因素，只要是操之在我的，都毫无忽略。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彻底脱离上流社会，开始对孤寂生活产生强烈的爱好，至今未衰。我所要写的那部作品指后来在一七六二年在《爱弥儿》第四卷中发表的《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只有在绝对隐遁中才能写出，它要求长期安静的沉思，而这是喧嚣的社交生活所不许可的。这就迫使我在一个时期内采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后来觉得它是如此之好，因此，在迫不得已作为时不久的中断之后，总是一有可能就一心一意地把它恢复，而且毫无困难地做到心无旁骛；等到后来别人迫使我过孤独生活时，我就觉得，他们为了让我痛苦而把我流放，结果给我带来的幸福却比我自己争取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