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小姐（第4/7页）

我们停在一个茅草屋附近，它相当于往返马德望的水上终点站。船似乎不像我们前一天买的船票上画的那个模样；甚至不像能工作的船。它们像是只剩下了外皮，其他有用的零件都被洗劫一空。这就是我们的船，而且登船的人数远远超出了安全的许可。船满了之后还有一些人挤了上来，帆布包堆放在窄小的空地。我们坐下，等待。我们等的时间太久，我想小便。我不知道怎么办：在船边上撒尿？人们会介意吗？会不会有在某人的花园里撒尿的感觉？或者是他们的客厅？我们等呀等呀。我的膀胱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知道了。离我们的船不到一英尺的地方，一大坨粪便在水面上浮动。它像是一块大玉米壳。我不想看它，但却忍不住要看。在这样一个腹泻和霍乱的环境，这块大便的结实度和大尺寸真是令人惊叹的成就——说明了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多强。那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但它解决了我在哪里撒尿的问题。我站在船舷上面，众目睽睽之下，我注意保持平衡，为把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变得更加危险而作出了一份贡献。

这就是我们如何到达和离开暹粒的过程，但是关于吴哥城呢？关于圣剑寺、巴戎寺、塔普伦寺的奇景呢？我会给你们看看我拍的照片，可是一张都没有。我连相机都没有。圈圈有一个相机，她拍了一些照片，不过说实在的，它们不值得用柯达相纸洗出来。圈圈知道很多事；她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但她对拍照一无所知，连最基础的都不懂，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她总是逆光拍摄。她的原理很简单。

“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拍下来。”

“不管光线，不管太阳在哪里？”

“是的。”

“也不管你想拍的那东西有多远？”

“是的。”

“所以你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昏暗的剪影，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价值的画面。”

圈圈不顾这些令人泄气的嘲讽，还是在吴哥拍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我的照片：树须如烛油般滴落在塔普伦寺的墙根下，我的形象模糊一片，我对着巴戎寺的石佛像眨着眼，我在圣剑寺过度曝光像一个白化病人。没有一张照片值得多看两眼，多数照片不值得多看一眼。圈圈责怪我说是因为我态度不好，这也不无道理。我一见她拿出相机，就会说风凉话，“伊芙·阿诺德(10)在拍作业片了。”或是“啊，我看见那个不确定的瞬间再次降临到我们身上”。其实这样的瞬间也是不多见的；圈圈比我本人拍照要多，但是和我们同行的游客相比，我讥讽她道，“拍照水平远远不及格。”在这些旅行摄影家的眼里，我们因此成了二等公民。拍照的人在所有最佳位置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权。你简直没有权利待在那些标志性的景点，除非你在拍照。我们是游客中最低的那一等：无权观看的人。我们经常要等整个旅游团拍完照后，才能走过去，坐下，看一看。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我们没有在吴哥城拍照，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去过那里。

我们没有那些照片或者说只有几张照片作为证据，但我们确实是去过那里的。第一天我们严格按照旅行指南上所说的到处走。我们在清晨参观巴戎寺，又去了其他地方，回到暹粒睡了午觉，下午返回到吴哥，爬上眺望吴哥窟的巴肯山看日落。

看日落对观光客来说是很重的负担。一个景点有“观看日落之地”的美誉，你便不得不去那里。巴肯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我们沿着陡坡吃力地攀爬，幸好我的Tevas，我以前在新奥尔良买的运动凉鞋担当了大任。我一边爬着那艰难的山坡，一边想着要写一封信给Teva公司，向他们推荐几条广告语：“Tevas能担当”是其中之一。也许只有这一条。

我们到达山顶时，它被挤爆了，像是在等着一个派对开始。我们期待看见一个DJ、一些盒带仓和一排排的扬声器。这里有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等的并不是派对——他们等的是日落。日本人倾巢而出。每个人——包括我们——都在喷洒或是涂抹驱虫剂，蚊子也倾巢而出了。严肃的摄影师都备有三脚架。一个这样的摄影师转头对他的妻子说，“还有十五分钟”，仿佛他们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面指挥中心的同事。其他的人都在等。等日落。除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不同之外，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印度的亨皮，我们也曾成群结队地去那里看日落。佩索阿(11)是对的：没有必要去君士坦丁堡看日落；全世界的日落都一样。但你还是会这么做；你去君士坦丁堡或是巴肯山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你在那里拍日落。旅行时去看日落让这一天有了目标和意义，否则会很空虚。不过，很少有比等日落更傻的事了。等日落变成了一种被悬置的运动。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被提升到了带有某种极强目的性的水平。等待本身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努力。你等着它来，其实它早晚都会来的，或者不来。弗兰克·奥哈拉(12)是对的：“太阳不一定会落山，有时候它只是消失了。”它什么时候会屈尊落山呢？奥登(13)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