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柯克（第2/5页）

去年秋季，确实搞了一个运动，想把长春藤从墙上去掉，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长春藤现在又在恢复。光去掉长春藤是无法让牛津漂亮起来的，除非同时去掉石头上的铭文，安装起太平梯，而且实际上要使公寓现代化才行。

然而亨利第八早就死去，什么事也做不成。不过，尽管房屋破旧，缺少太平梯，缺少通风设备和卫生设备，也没有新式的厨房，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相信独具一格的牛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我明白我的说法很极端，必须加以解释。牛津和许多学校比起来（例如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人数要少得多，而且要穷得多。它的学生数目直到咋天为止，比多伦多大学的要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二万六千多学生面前，牛津的人数更显得可笑。以经费论，芝加哥大学的基金三千九百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三千五百万美元，哈佛大学四千三百万美元，跟它们一比，牛津真是望尘莫及。奇怪的是，它不用望洋兴叹，自有独特的办法使每件事情都达到目的。作为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学者，我的最大的兴趣便是调查一下牛津这种奇特的出类拔萃之处的根源何在。

它的根源很难说是课程设置，或者教学大纲。事实上，在习惯于大学课程设置的最优秀的模式（这东西在美国和加拿大正行时）的人眼里，这里的教学计划，坦率地说，是很可笑的。这里的应用科学比我们神学院的还要少；教授如果大白天见到发电机，几乎没有人认识，学生不学化学、物理、热学，不学安水管、铺电线、装煤气和使用焊枪。美国学生谁都会开汽车，拆汽车引擎，往厨房水管上安垫片，修理电铃，炉子出了问题也能发表内行的意见。正是这些本领成了大学生的标志，使他父母心里感到欣慰和骄傲。但是对于上述种种，牛津的学生几乎全是外行。

这已经够糟糕的了。有人还辩解，说那只是机械方面的教育。可是，要在牛津的课程设置中找到高深学问的科目也是枉然。居住在大西洋这一边的人也许奇怪，牛津竟然没有开政治学、推销学、广告学，没有开比较宗教或新闻功能之类的课程。这里没有任何有关人类行为、利他主义、个人主义或野生动物活动之类的课程。显然牛津的学生并不学这些东西。这就使他们和大西洋此岸的我们之间，在许多更广义的文化问题上失去了联系。“你今年学的什么？”有一次我在此间某个闻名的学院里问一个四年级学生。“我打算选推销学和宗教”，他回答。这位青年所受的训练注定了他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生意人，要不然就会一事无成。在牛津，不开推销学这门课，宗教课也只不过学学《新约圣经》。越是观察这些东西，就越叫人莫名其妙：牛津居然还能取得成就！

课堂教学在牛津所占的奇怪地位，更形成鲜明的对比。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上课对于培养学生十分必要，大有作用。我多次听见大学毕业生肯定他们从大学课堂所学到的东西跟在体育课、兄弟会、姐妹会和班卓琴曼陀铃俱乐部所学到的一样多。总之，上课成了大学生活的实在部分。在牛津却不然。我知道那儿也上课，甚至还可以记笔记，但是那些课都没有价值，对学生智力的开发没有多大作用。“这里的课真糟糕。”一个加拿大学生这祥告诉我。我问另一个学生是否如此，“糟糕不糟糕我说不清”，他回答说，“不过的确不高明。”还有一些说法是，“这里的课不重要。”“没人听。”“没有用。”“想听也可以去听听。”“没有什么坏处。”

甚至教授们对自己的课也不大热衷。要他们讲就讲；不叫他们讲，也不觉得丢面子。他们休养生息静待某年级学生去求他讲解。在牛津就有这样的教授，脑子休息三十年了。据说这样积累起来的脑力，功能无量。

据我了解，奇迹的关键在那些被称为导师的人。学生是从他们那儿（更确切说是跟他们一起）学到东西的。大家都同意这一点。然而导师之谜究竟在哪里，说来有点奇怪。“我们到他的屋子去，”一个学生说，“他点起烟斗和我们谈话。”“我们坐在他周围，”另一个学生说他只是抽着烟，跟我们一起评改练习。”从这种种例子可归纳出来一点：牛津的导师的工作就是让一群学生坐在一起，然后用烟子熏他们。受过四年系统烟熏的人，便成为成熟的学者。要是有人怀疑，不妨亲自去牛津一游，看看那烟子是怎么熏的。一个叫烟子熏透了的人，口头和笔下的英语都优美漂亮，任何其它的办法都培养不出来。

上面的话好像是在批评牛津的这一类教授。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对牛津教授和他们的整个为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教授，当代美国的时髦概念和英国的概念之间，的确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往昔，在诸如H·W·朗费罗 之类的人还当教授的年代里，我们也有英国式的看法：教授被看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人，白胡子直挂到肚子上。人家总觉得他在大学里迷迷糊糊地荡来荡去，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向他点头他也看不见；对于钱他一无所知；对于做生意更是一窍不通。大学里的理事骄傲地称他是一个“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