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柯克（第3/5页）

另一方面他们满腹经纶，渊博精深。他们的学问据说绝无一丝烟火味儿，唯用于拯救灵魂，开发心智。

这一群教授最前面的是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教授，他比谁都迷糊，关于金钱、生意、实际事务的知识少于零。于是他被选为校长。

在目前的美国，这一切都变了。现在的大学教授是个大忙人，几乎和商人差不多。而他确实是以商人作为自己的楷模的。他有一个小地方，称之为“办公室”，有一架打字机和一个速记员。他坐在这儿口授信件，以最佳商业模式开始，“上月八日赐函，谨复如下”云云，云云。他写这种信给学生、给教授同事、给校长，实际上给任何可与之写信的人。他每月发出的信件都要准确计数，算作他的功劳。信写得多，他就获得“干才”的美名，便可以发迹。他甚至可以被人请出大学，到某家肥皂公司或广告公司去当“总经理”。总之，这人是个“忙人”，“广告家”，他的最高目的是当根“带电的线”。如果他不是根“带电的线”，他就马上会被解聘，或者用商业上的说法被“解雇”。而“解雇”他的人则是理事会的理事们。那些人自己就是“忙人”、“带电的线”。至于教授的灵魂，他已经把它和别的东西一古脑儿交给“审查委员会”了，再也用不着为它操心。

美国教授按自己的标准看待学生。他的工作就是把学生当作一群羊，按规定的范围、规定的速度赶着走。学生们在一起慌慌张张地跳过一道又一道的栅栏，教授在后面用一整套的“测验”、“背诵答问”、“分数”和“考勤”赶着他们。而这一整套程序显然是从企业家工厂里的计时钟学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成绩表现”。像这样规定出的速度当然是最慢的，因此便产生了我听爱德华·彼蒂先生称为“教育中的护航制度”的现象。

经过二十二年思考，我认为这样的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破坏的种子。它鼓励平庸，惩罚天才，限制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却是学问的真正精神。再坚持这样搞下去，我们便会发现真正的学问会从我们的大学里飞走，飞到一切具有探索精神的心灵能为它指明道路的地方去。

我之所以佩服牛津，是因为它还很少受到“成绩”计较的影响，很少追求看得见的可以证明的“效果”。牛津的整个制度是鼓励天才，放过平庸之辈。

对于迟钝的学生，牛津在他混完一定时间后给他一个学位。这个学位什么都不说明，只说明他曾经居住在牛津，呼吸过牛津的空气，没有坐牢。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社会所能要求的也就不过如此。然而对于天赋高的学生，牛津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儿不存在让他踏步不前、泥鳅黄鳝拉成一般齐的问题。他用不着等待任何人，可以随自己的个性发展尽快往前走。如果他有任何非凡的能力，他的导师会对他的研究发生兴趣，会用烟去熏他，熏得他冒出一片烈火来。因为导师的灵魂并不为驱赶平庸的学生而烦恼，不需要坐在教室里，头上受到用一根细丝悬挂的“解聘”的威胁。美国教授没有时间对聪明的学生发生兴趣。他只有时间对自己的“举止”、书信、实干、组织能力和提升到肥皂厂的希望发生兴趣。这些就已经够他辛苦的了。

天才的学生，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不惹是生非、门门“测验”及格、每次“背诵答问”都不缺席的人。这样的学生，如果能培养成为一个忙人或广告家，毫无疑问会被看作是“有出息”的。然而，超出了那个范围，教授便再也不考虑了。平等的永恒的原则已经侵入了一个它没有权力进入的领域，在那儿不平等有如呼吸之于生命。

美国和加拿大大学的理事们一听说教授不干看得见的工作，不上课或者少上课，全凭拿干薪，大约会大吃一惊。然而真正值得聘请的教授就应当是这样的人。我指的是：你只须笼统地给他安排一个终身使命，保证至少到他去世前都给他薪水，至于他的任务范围，让他按照自己的良心和愿望的驱使去决定。这样的人的确是凤毛麟角，但是只要能找到一个也抵得上十个“干才”和一打“组织家”。

在我看来，牛津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组织工作有一种特别的朦胧。它是从一个假定出发的：教授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唯一的兴趣只在自己的天地之中；而学生，至少是学校认真重视的学生，也都是急于求知的人。这是一种古老的中世纪的态度。但多少年来在较为时髦的地点它都被掩埋在一层一层的义务教育、国家教育、知识民主和舍形求影、买椟还珠的作法下面。毫无疑问，在比较新式的地方，这简直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在美洲，高等教育的繁荣是它能取得进入赚钱职业的资格，而不是为了教育事业本身。但在牛津，我们仍然能见到一种较为高尚的结构类型和更为远大的理想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