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到世界的心跳” 与魏天真(1)的对话之一(第6/7页)

问:如果有人说您《花腔》以前的大多数作品中,有“抖书袋”的嫌疑,你怎么想?到《花腔》,则变过去的“抖书袋”为对“抖书袋”的戏仿,您认为有此一转变吗?

答:《午后的诗学》曾遇到过“吊书袋”的指责。我还是想说明一点,“吊书袋”也好,不“吊书袋”也好,都是为了塑造人物,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感受。诗人们在一起说话,外人很难听懂,不要说一般的外人,我想很多小说家都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嘀咕什么。他们说的话,像暗语,像土匪黑话。批评家们在一起说话,外人也听不懂,诗人听不懂,小说家听不懂,也是黑话。你刚才有些问话,有些概念,我就没有听明白。现在,如果要去写诗人的生活,不来上几句他们的黑话,那就是不真实。所以,那种“吊书袋”就类似于插进了几句黑话。不过,在小说中,我通常会对那些黑话做一些解释,免得一般读者看不懂。《石榴树上结樱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写的是农民,不需要“吊书袋”了,吊了,反而假了。当然,“吊书袋”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小说的互文性,以使站在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多种知识展开对话。在我看来,这也是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对话关系的一种手段。

说到《花腔》的“吊书袋”,我想它不是为了“戏仿”而“戏仿”。如果说是“戏仿”,那也只是对历史学的戏仿,它是为了能够一本正经地书写葛任的历史。

问:很不好意思!前面我的有些话也可能让你听不明白,一是由于我没有说清楚,二是我可能不恰当地使用了“概念”,其实那还不是“不清楚”的缘故。想不清楚说不清楚了就搬概念、术语,是不少批评家都有的毛病。我还算不上批评家呢,如果不特别用心的话,这样的毛病自然会更多。我很认同你说的都是为了塑造人物,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来自你较早以前的小说的两个细节。它们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一是《暗哑的声音》中的孙良对情人说一直没有写东西,因为他觉得写的每一句话别人都早就说过了;另一处是《葬礼》中的华林教授,在火车上写安慰他情人的卡片,把两段分别出自某两位大师之手的文字拼在一起,读起来却天衣无缝又感人至深,华林为此得意不已。我猜测,你对孙良可能有同感,对华林虽带嘲讽却是出于同一理由。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是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当然是读得越多越好,可是,广泛深入的阅读是否也带来绝望呢?——面对如此众多的大师、经典,不由人不觉得什么样的表达都是在重复,怎么讲故事都会有落入“窠臼”,任何创新的举动都踩着别人的脚步?

答:您问得好!孙良和华林,这两个人经常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明我在很多时候与他们感同身受。不过,我得赶紧强调一点,我可没有他们那样的艳遇。

有时候确实会感到绝望。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多你一本,少你一本,都可忽略不计。我想,这不仅小说家的感受,这可能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的人都会有的感受。索尔·贝娄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将被抛到脑后,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学科的意义就是应招为地下墓穴张贴壁纸。够悲观的吧?开句玩笑,我想对中国学者来说,这种感受可能更强烈,至少要比小说家强烈。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写作的意义仍将长存。道理很多,讲一天也讲不完。世上已有的婚姻,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不妨碍我们自己走进婚姻殿堂,而且代代如此。虽然写作与结婚不同,但是,结婚的理由有多么复杂,写作的理由就有多么复杂,结婚的理由有多么简单,写作的理由就有多么简单。

问:是的,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绝望伴随着我朝着成为学者的方向努力。还是用一个老套的问题来结束这一次的对话吧,能否谈谈您接下来要写的或正在写的?

答:我原来计划,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一部关于历史的,一部关于现实的,还有一部关于未来的。《花腔》是计划中的第一部,《石榴树上结樱桃》是在准备第二部长篇时,临时插进去的。我现在正在写的,是原计划中的第二部,也就是关于现实的一部小说。内容比较复杂,篇幅也比较长,大概要写三十万字,几句话讲不清楚,何时能够写完也不知道。计划中的这三部长篇,其实贯穿着我的一个想法:历史既是现实,也是未来。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行:未来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当然还有第三种说法:现实既是历史,也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