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恋现

据说自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不过，这个判断尚有商榷的余地。假如像心理学家定义的那样，自恋是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其原因是利比多“自我投资”所造成的状态，抑或就是利比多本身，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既然它是本能，是原生的东西，我们能拿它怎么办？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像希腊神话中的纳喀索斯那样爱上水中的倒影，从出生消磨到死亡。

然而长远来看，极端的自恋并不多见，多数人懂得如何克制这种本能。毕竟在艰难的尘世里，放纵它会面临生存的危险。反倒是另一类自恋较为习见。这类自恋本质上仍是对自我的过度关注，但是自恋者无法自足——纳喀索斯只需要一汪清水即可，他不行。他的自恋必须依靠别人的认同或赞许才能实现。换句话说，他得仰赖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境，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可见，依赖性的自恋是次生的，表演性质的，或者说文化的、社会的。与原生的自恋本能相比，这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自恋”。

自恋是表演，表演未必是自恋。所谓人生如戏，但它不能是独角戏。就像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说的那样，从修辞的角度讲，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表演。可是，如果演员与观众在互动中不能达成“临时妥协”，或者说双方没有默契，就会出现穿帮露馅等“表演崩溃”的事件。（《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而自恋，我觉得恰是表演崩溃的主要形式之一。

戈夫曼在书中转引了一篇小说的章节来说明什么叫自恋：在西班牙某个人满为患的度假海滩上，一个英国佬通过目空一切的神情、典雅的荷马著作、伸展的结实身躯、优雅多变的泳姿等一系列举动，向周围传达大量有关自我的信息，并自以为这些信息能够准确地被他人接收和理解。这些信息包括高雅、温和、明白事理、健康、勇敢、无忧无虑等等。问题是，他全然没有考虑海滩上那些陌生人是否接收得到，能否理解得了那些信息。

对于这场细微而缓慢的表演崩溃，作家的讥讽很精彩，可惜小说的篇幅较长，不便整段引用。经典的反例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很明显，诗人的重点同样是展示自我，但更准确的说，他是通过理解他人的方式来关注自我，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他没有站到前台去表演，而是营造出了一个小型剧场的环境。在这个剧场里，浔阳江上的琵琶女唱主角，诗人与读者同在一条船上，俨然只是前后排观众的区别。这当然是高超的诗艺，却是建立在一种将心比心的情感基础上的技巧。从诗人的作品中，你读不到自恋，却能读到他对自我的理解，并唤起我们人同此心的感伤。

无论理解他人还是自我，都是知易行难的事情，在我看来越来越难。当谈到“感伤”这个词儿时，伯林就注意到，过去很多作家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统一而融贯，不大关心什么“自我”。古典的如荷马、埃斯库罗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都是如此。另外有一些作家发现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裂痕，慢慢有了自我意识。比如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贺拉斯等人。他们的作品具有怀旧、忧伤、幻想、浪漫等特点，即是自我意识的证据——伯林称之为感伤。（《反潮流》，译林出版社）可是到了已经“祛魅”（disenchantment）的现代，人们不得不依照个人主义的原则各行其是。一旦“自我”成了评判一切的终极法官，相互理解就出现巨大的困难。试图描述这一现代困境的作家，诸如卢梭、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马克思、尼采等人，他们展示了现代人愤怒、反叛、颠覆、牺牲的“自我”。但更多的人则放弃了理解的努力，企望通过征服和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塑造自我。如此，自恋就成了“现代人所共知的神经质”。

这话听起来费解，不如举一段精妙文字来得生动。在胡兰成回忆五四时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自己的朋友刘朝阳来到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接下来他描述道：“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轻，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的《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山河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表面上看，胡兰成遵循着通过理解他人来展示自我的传统方式——借写朋友的清简，实写自己的恬淡。可惜他造作得太过火了——桌子上《庄子》和枇杷的精致“摆放”就不说了，朋友的体臭是否清香扑鼻，是否清晨醒来自己要闻一闻，实在是神鬼不知的事情，偏偏胡兰成以李代桃僵之术做到了。照我看来，这不仅是表演崩溃，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