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的诱惑

叙拉古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国。小国刚立新君，他的一个朋友是柏拉图的学生。这个学生觉得新国王应该愿意行事公正，愿意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他恳求自己的老师柏拉图前来叙拉古。之前柏拉图曾经到过叙拉古，在见识了老国王的暴戾后而离去。但他的学生热情地劝说他相信，新国王与老国王完全不同，值得教育。柏拉图犹豫良久，终于乘船而往。然而柏拉图很快就发现新国王不过是想为自己在学识上镀镀金罢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暴君。柏拉图的理想国方案在这里根本无法实施，他只好失望而去。六七年后，柏拉图再度接受了学生的邀请回到了叙拉古。这一次他发现，暴君愈发傲慢，根本不把柏拉图放在眼里。柏拉图只好又一次失望地离开。

1934年，当海德格尔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纳粹校长后重返讲台时，一位同事尖刻地质问海德格尔：“君从叙拉古来？”那位同事的名字已经无从知晓，可是他对海德格尔的这一讥讽却十分有名。

这是马克·里拉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的一段逸闻。他称之为“叙拉古的诱惑”。这本书的书名叫《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在书中，马克·里拉将现当代的几个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摆上了手术台，剖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幼稚与疯狂。这些人中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他们的思想至今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非比一般的影响。作者希望通过分析他们介入权力政治的经历，告诉人们，这些思想深刻、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背叛了独立自由的理念，成为极权原则或恐怖政体的支持者和拥戴者，他们的心魔与他们的思想体系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而一旦人们不能深切体察这些联系，就有可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无疑，海德格尔、施米特等人的所作所为是知识分子的背叛。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究竟要坚守哪些原则呢？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在英语世界，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直到20世纪中叶，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或者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都是颇负面的词汇。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的标题，显然是这样的含义，甚至是更为轻蔑的含义。在他的笔下，卢梭、托尔斯泰、罗素、萨特等人都成了自私自傲的冷酷悭吝之徒。可是，尽管他罗织了不少耸人听闻的材料，在每一个句子上都加上表示鄙视厌恶的形容词，却只能让人明白，他是一个拙劣的泼污者。为了批判罗素的“脱离现实”，他列举的罪证之一是罗素“爱喝茶，却不会煮茶”。为了证明萨特的行动哲学是虚伪的，他认为萨特应该去炸军车或者刺杀党卫军。他的这种幼稚得近乎白痴的论调只可能得到偏执狂的认可。相反，从他的这些失败的罗织中倒可以看出人们惯常轻蔑地使用“知识分子”一词是多么地不慎重。

对于保罗·约翰逊的荒谬，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曾表示愤慨。他认为那不过是对知识分子“极端愤世嫉俗的攻击”。的确，保罗·约翰逊的描述既不符合现实，同时也不符合历史。知识分子曾经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今天仍然如此，尽管目前他们的作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尚有争议。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给出了两种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一个是葛兰西的划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而在起作用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比如教师、牧师、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另一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挂钩，而这些阶级或企业利用他们来赢取利益和权力。他们包括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广告人、公关专家等。萨义德还提到了另一个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例如苏格拉底、耶稣、达·芬奇、伏尔泰等。这个定义来自朱里安·班达的论著《知识分子的背叛》。在对背叛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中班达确立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特立独行、敢于面对权势的人，是“为追求非世俗的财富而感到喜悦”的人，是自称“我们的国王不在这个世上”的人。葛兰西与班达给出的定义各为极端。而明显的，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更倾向于班达，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尽管看起来葛兰西的定义更容易把握，但无疑班达和萨义德的定义更让一些人感到舒服。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愿意认同他们的观点。在林贤治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萨义德的观点就得到了正面的呼应。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和“业余者”身份，强调“内心流亡”和边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