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的诱惑（第2/2页）

古怪的是，几乎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倾向于缩小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不是扩大它，这或许是“文人相轻”的衍生含义。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过是萨义德的形容词，背叛班达的人也许正是萨义德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在班达那里，知识分子应该远离世俗，追求非实际的目标，为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思索而工作。那些背叛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降临到公共广场上”，卷入到普通大众的公共关系中，成为政治热情和世俗热忱的俘虏。而在萨义德那里，这些所谓背叛简直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应有之义。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萨特那样的人，“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与此同时，鉴于他们坚持“对权势说真话”，顺理成章的，知识分子必然成为公共社会的“流亡者”，哪怕不是真的被放逐或被边缘化，也要怀着一种受难者的心情，坚持“内心流亡”。然而，尽管现代社会没有打出“欢迎知识分子回到地面”的横幅标语，但是，除了与权力的较量，要从现实中寻找知识分子被放逐或者边缘化的证据仍然困难。再者，一个被放逐被边缘化的人如何做到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意见？萨义德的定义具有某种内在的矛盾性。

如果说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话——有关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祭司、教士以及中国士大夫的关系被讨论得够多了，那么不得不说，萨义德对此的定义有些类似于构筑神话，他自己也承认，符合他的定义的知识分子，像二战之后出现的活跃在咖啡馆的少数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加缪等人）是伟大的，但几乎也是神话的。那种孤独地背负着伟大使命的人类良心，彻底反抗权力对抗主流秩序的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具备英雄气质的，但极有可能只是自恋产生的幻觉。比较客观的定义可能是雷蒙·阿隆给的。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

种种知识分子的定义难以让人满意，但是总有人指出一些比较具体的例证。比如说，法国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样的说法还包括“俄国知识分子是最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中国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等等。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振振有辞，但是也很容易找到反驳的论据。当1968年巴黎的学生高呼着“宁与萨特走向谬误，不与阿隆共享真理”走向街头，萨特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更伟大了还是更值得怀疑了？当1848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抛弃了自由主义，从此踏上一条通往极权社会的不归路时，他们的知识分子精神是高贵的还是荒谬的？既然中国缺少知识分子精神，那么推动、校正历史的力量从何而来？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可有可无？

也许，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试图更多地介入社会生活，从而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愿望与企图超越世俗、保持独立精神的愿望是知识分子将一直面对的尴尬宿命。实际上，这就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冲突。权力，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有助于知识分子以知识影响公众。但知识本质上具有的真理性，天然地不愿意屈服于权力。或许，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充分意识到这些冲突，坦然接受尴尬的宿命，并把这种命运的独特性当作自身定义的一部分。只有理解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可能在阅读《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时，失望的情绪才不至左右我们的判断。叙拉古的诱惑是危险的，更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可能不仅是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而是我们整个人类所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