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

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但我见过爷爷一面。那是1953年，我八岁，父亲探家带上了我。我的大哥说“你当时很怕他（爷爷）”。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那是冬天，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过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路过时和他打招呼：

“老汉——文明小（我父小名）回来了？”

“回来了。”

“还好？”

“啊、啊，还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

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我现在已过耳顺，仍像昨天那样清晰。“走”就是“死”的意思——问得自然答得简洁、坦然。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晓得，在河南是犯忌讳的，肯定没有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了。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而是带泪的思索。

1937年抗战爆发。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我的父亲）。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只有这两个儿子，都送走了。而家里总共九口人。三十四亩地，请了一个叫“歪牛叔叔”的来做长工。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应该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奖赏”却是“富农成分”。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他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他以坚定的理念，顽强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场。儿女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而他在后方勤劳耕作，捐款捐物，赶着毛驴送军粮。几次被日伪抓去，险些被活埋在县城外的西河滩。老人家恪守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个简单的公理，从来没有奢望和等盼社会或老天爷能给他什么报偿。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战争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儿子能回来，他能享些许天伦之乐。

祖父的期盼最终也没有实现。迎头等来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远方传来的是大儿子牺牲的噩耗。而首当其冲的“革命者”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凌尔文。

大约是1946年夏，叔父回来了。他头戴大檐帽子，身穿灰色军装，左胸前有一块长方形布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当时，部队鼓励家庭富裕的军人，回家做工作，把多余的土地主动“献”给贫苦的农民，叫做“献田运动”。儿子一回来，又看见他这身打扮，祖父母脸上的雾云消散了，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晚饭后，前来看望的人们都走了，屋子里静了下来，谈判开始了。我太小，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只看到叔父不时坐下站起，不停地打着手势，一会儿大声理论，一会儿又低声细语。我只听出了“以前怎么怎么，现在如何如何，今后什么什么……”祖父母只听不说话。叔父说完，坐在炕头静等回话。祖父沉默了，他用火镰打火，拿起烟袋不停地吸烟，室内只听见他“吱、吱”的吸烟声。现在想来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吸了两袋烟后，他磕掉烟灰，把烟袋递给儿子让他吸，身体向炕角挪了一下，靠在被子上说：“好，按俺孩的主意办。”献十几亩土地给贫苦农民的决策就这样拍板定案了。第二天，村里的干部都来了，中午，叔叔请客，干部们都在我家吃饭，家里非常热闹。祖父写了一张纸，大约是字据吧。来人一片赞扬和恭维，“大爷，叔叔，哥哥”叫个不停。过了几天，村里的业余剧团编了一个戏，戏名叫《凌尔文献田》，村里请我们全家去看，让祖父坐在中间。我们全家都成了剧中人，还有一个小孩扮演我，在剧中给干部们点火吸烟。爷爷边看边咧着嘴笑……祖父经受了“第一次革命”——儿子革老子的命——的考验。

这次和风细雨式的家庭革命，把那个和我们日夜相处的“长工”，我的歪牛叔叔也“革”掉了。他赶着毛驴，驮着两布袋粮食，奶奶给他打点了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装满了衣物，让他背着，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家”。我看到，他和祖父母都有点依依不舍，他走出门拐弯了，我们还在大门外站了许久许久。

这段时间，婶母担任县“妇救会”（即当时的“妇女救国会”）主席，在外忙着支援前线工作。而解放则寄养在离城五里的王家庄奶母家里。祖父经常带着吃的用的去看他，回来总是对祖母说：“好，又白又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