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第3/4页）

艰辛的日子开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每人每天两合玉米，一家四口人，总共八合。幽默一点说，这叫“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八合玉米要养活四口人，怎办？有糠有野菜。每天早起磨“面”，糠在磨里滚动，像呼呼响的风声，推着自然很轻，转几转，听到“咯嘣”一声，“啊，那是个玉米豆！”一日三餐，就是和这种“面”煮成的糊糊打交道。这“面”也可蒸成窝窝头，出锅时大概有一斤重，放干就不足一两了，它几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飞翔。到夏天，除奶奶在家，我们都去挖野菜，什么车前子、荆籽、苦苦菜、杨桃瓜、榆树叶、马奶子……噢！原来都能吃呀。毕竟，无粮不能养人。没办法，爷爷上山去挖榆树根，回来晒干，碾成“榆皮面”。这是一种黏合剂，和玉米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面条吃。于是乡亲们就拿着玉米来我们家换“榆皮面”。不料又出事了，村干部在开会时说：“地主富农吃玉茭面，贫下中农吃‘木头面’，这不是翻天了吗！”于是这条路也被切断了。

当时，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祖父让我仲文叔叔（尔玄，我四祖父次子），背着粪筐，手拿粪叉，装作拾粪，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尔英）家，想要一点吃的东西。姑母吓得惊慌失措，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而且将自己的堂弟“赶”了出来，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也就是这个时期，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我说奶奶让我来“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问长问短；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塞到我的衣襟里，让我两手抱着；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难禁眼泪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了声：“奶奶，我走了。”转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交给奶奶。两位老人皆无言语，爷爷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窝窝头，两个窝窝头，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

1976年夏，我回家省亲。一打听，那位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岁，上初小四年级。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也认识了一些字。

一天，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看、姐姐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逼着问她：“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原来是为这么个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学，叫杨小媛。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此事有人告了状，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其实这个家里，有过铜钱，有过解放区发行的“济南票”，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

会议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统统脱下来，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还不错，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让男女学生分开，到两个教室进行“工作”。因我年龄小，姐姐拉着我一起去女教室换衣服。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但她的个头较大，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两手拉着衣服捂着前胸……姐姐不说话，没有哭。我吓坏了，想哭，姐姐在我屁股上轻轻拧了一下，三个字：“不许哭！”大约是想让她那袒胸裸腹的尴尬能遮掩一二，她把我抱起来就走。

回家进门，屋里的情景使我们非常吃惊。

爷爷蹲在炕沿下，眼泪、鼻涕、口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不停地向下流淌。奶奶抱着爷爷的膝盖，呜呜咽咽，凄切啼哭，嘴里不知念叨什么，浑身几乎抽缩成一个圆团。

炕上有一封已经拆口的信。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颤抖着把那封信拿给了姐姐：爷爷奶奶的长子、我们的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了。姐姐两手紧抓着那封信，一下子趴在炕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让那压抑心头的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吧。大家都在哭，谁也不劝谁，也无法劝。爷爷拉了我的小手，把我搂在他的怀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