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第2/4页）

大约是1947年，真正的革命——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这次革命可不同于“第一次革命”，它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绘画，而是疾风暴雨式的。平静的村庄，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相邻而居的这个大群体，一下子裂变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个阶层；几百口人丁的凌氏大家族，也突然间分成了两个阶级。

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发布《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的政策大概依据某位领袖的一篇“报告”行事。这一运动从老解放区首先发动，干部有砸烂旧世界的坚定决心，人民有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因而土地改革在短期内就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是时，东、西、南三个李家庄从建制上是一个行政村。如前所述，南庄凌氏家族富裕人家较多，穷人较少。所以土改时村公所的干部，东、西两庄较多，而南庄只有两个配角。这就有效地打破了南庄的家族“保护主义”，工作更加顺畅，方法也就更加激进。南庄凌氏的富人们慌了手足，有的外出躲避；有的给村干部送礼，以求庇护；有的则忍痛割爱地将自己十七八岁的闺女，嫁给东庄那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他是掌“帅印”的村干部……

祖父因为曾用过一个“长工”，因而“富农”这顶帽子就不大不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似乎连他自己也感觉合适而无可非议。

于是，革命的矛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指向了这个家庭。

祖父祖母被绳索捆绑在福字院的大门前，受了皮肉之苦，我吓得坐在墙角颤抖，不敢出声不敢哭。据说此时县委派人来，说这家人不能“动”，因而保住了两位老人的“命”未被“革”掉。

所余的十几亩沟洼地（楼沟）全部没收，分给了东庄的贫苦农民。老丰沟的土地，分给了西庄；四祖父在岭西沟的土地也分给了东庄。

牛和驴牵走了。

粮食装到布袋里背走了。

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

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两大箱子书也抬走了。

像样一些的陶瓮瓦罐也搬走了。

1957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母亲马翠兰、父亲凌尔文和二月河。前排左起大妹凌建华、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卫萍。

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我们离开福字院，搬到了只有四间破瓦房的一个小院子里，它叫小南院……

这个家庭一下子从山上滑到了谷底，可谓一落千丈。

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都在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姑父吕倜中共党员；舅舅马文兰中共党员；姨姨马佩荣中共党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一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

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捽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