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第2/4页）

比较父亲，母亲不那么谨小慎微。我们幼时穿的鞋，都是劳改犯做的，我的保姆，也是犯了轻罪的女犯人，我们当然不会白穿白用，但是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优惠，应该和母亲的工作地位有关。母亲有时会在他们公安局食堂打一点饺子馅，或者改善生活时卖的肉菜，打一点回来全家吃，在粮、肉都是限制购买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便宜吧。我们全家一处吃饭很少，有时父在母不在，有时母在父不在，有时两人都不在，吃了也就吃了。只有一次，是1960年冬吧？母亲用小手帕兜了五六个鸡蛋回来，恰被父亲看到：

“老马，哪来的鸡蛋？”

“小刘从乡下回来，带给我的。”

“现在是什么形势？毛主席都不吃肉！”

“……我给过人家钱了。”

“这东西现在给钱也买不到——给人家送回去！”

“小刘——”

“小刘是你的上级，你可以收，下级不行，送回去吧。”

母亲什么也没有再说，默然提着鸡蛋走了。

这些事不需要他们再来说教什么，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这是做人的原则，二十年后我写书，创业初期，妻三十多元，我五十多元，合计是个九十元工资，还要吃得相对好一点。领导知道我在做大事，开会不点名批评：“有些同事，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稿子……”他批评的动机是另一回事，但他批评的是事实。女儿凌晓生下来母亲没奶，我请不起保姆，亲戚有时顾不过来我，上班带孩子的时候确有。用公家的稿纸也确有，每张八开纸写到四千字，但这毕竟是“公家的”。这位领导后来贪污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在大学讲这件事，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的是对的。我确实出于无奈才占了这点便宜。”

“天下没有吃白食的。”是母亲的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母亲教我的道理。

“天下老鸹一般黑。”也是母亲说给我的。

除第一句话我改成“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句我都照搬讲给乐于听我唠叨的青年学子。我认为，我所领受到的其中的哲理，比我有能力讲给他们的表述不知要充沛多少倍。现在想起陕县生活场景印象：有点像万花筒。栾川感受到的是“风萧萧”，大风整天呼呼地吹，形势紧迫，连群众开会都架着机关枪，支起“小钢炮”（迫击炮），我看见战士往机关枪上撒尿给它降温，打得挂了花的人血肉模糊被拖着拉下来，子弹打在铁水槽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夜里那风，那狼，还有去野地吃饭，母亲把她碗里的土豆给拨到我碗里的场景，我饿得大哭，母亲指着天上的风筝唤我：“解放，你看你看那是什么？五角星怎么飞到天上啦？”……等等，栾川给我留下的味道，是火药味。

陕县不一样。一、与四喜、黑喜、申学、铁蛋、疙瘩姐这群小朋友的逃学史开始创作；二、太阳渡的晚阳，长河上的暮日辉煌，织成我心中永远的黄河风光；三、吃撑死过去；四、抓逃犯的故事。那苍凉指天的白杨，绒花树，和闹狼的满城恐怖，还有牛老师愤怒的红扑扑的脸，在我脑海中不停地幻化流移。

还有陕县的监狱，也让我追忆难忘。

这个公安局的院子很大，贴城北墙东西约有近二里左右，南北浅一些，东部有半里，西部约一里，是个西头大东头小的葫芦形，连旧城楼都囊括了进去。小小县城这么大公安局院子，今天看是不可思议，但这肯定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算我的经验：大致革命沿变，只会变了个人命运，贫富打乱，和了麻将一样稀里哗啦一顿“洗牌”，然后重新组合，你这个二饼原本挨着五饼的，忽地撞成白板什么的……原可到甲手中却变成了丙，但牌却还是那些张，一样的红中东西南北风，一样的万饼条，赢输仍旧靠手气，技术或圈套。倘是一成不变的规律，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县政府，革命前大致就是县衙门，再前就是知县府衙。打个比方说，南阳知府衙门，革命后就是南阳行署，现在恢复了，往下刨刨，一直到元代，它都是“衙门”。这陕县的公安局、监狱院落，应该就是从民国、前清“沿”下来的革命成果。

院子大，是三个部分两个组合，东边和正门是公安局办公院，旧城门洞封了口，是审讯室，西边部分是两个监狱，重犯监和轻犯监。重犯监不大，是以黄土地切豆腐一样“切”下去的一个四方块院子，四周是岗楼，岗楼外则是凹凸起伏的小丘陵，长的有棘、荆条，还有密不透风的野花，黄蒿、灰条菜、笤帚苗……说起来叫人吃惊，这些荒榛蛮草，能长得像房子一样高，我们小孩子看去，简直就是树林。里边还深藏着一个废了的庙，一排空房子边和院落，也都是长着这样的树林。这地方在公安局大院之内，又在警戒线之外，狱上持枪站岗的哨兵隐约可见。这里头绝对没有狼，倒是有不少黄鼠狼、兔子、獾、狐狸什么的，公安局的子弟小孩，有七八个吧？有这个特殊条件，能在这里边玩捉迷藏，我身上剐的三角口子，多数是在这“抓特务”时留下来的——这不需要解释，母亲也“不嚷”，晚上脱下来往床边一甩，第二天早上自然就“好了”——捉迷藏呀、打野仗呀、逮特务呀、摘酸枣呀、吃桑葚、构桃呀……玩是玩够，一个个嘴唇乌黑，灰头土脸“到东院去”，现在回想，有点像——孙悟空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小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