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第4/4页）

形势骤然间变得紧张起来，第一，我们不能再穿越轻犯监狱“过西边去玩”。第二，公安局从审讯室到监狱加派了岗哨，最初是三个，后来到五个，再后来是一个班，枪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随身挎上了驳壳枪。母亲的枪连在皮带上，也随身在腰间——即使在栾川，她也没有把枪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轻犯们抬土，刨地，出入监狱，现在他们被封了，满院都是公安干警，个个神色庄重，真枪实弹气氛严肃。轻犯都这样，可想而知重犯监那边如何了。

这种情势，根本不可能在大院里边玩了。我们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庙却封了，白纸打“×”盖着公章，问了问，说老和尚是特务，头几天要抓他，他自杀了，这件事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不信？没人不信政府。

接着的形势愈来愈让人透不过气来，开始“枪毙反革命”。再没有比公安局这地方更能体味此类情状的了，几个脸色灰败的犯人铐着链子，锒锒铛铛被押到审讯室外，小公安们早已准备好铁锤、砧子、钳子等，给他们叮当叮当开镣子，街上叫来的剃头师傅准备好，给他们剃头……再接着会给他们送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酒和四个菜——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成不变的千古规矩，叫“辞世饭”，确实有点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内的——再接着，就不和他们客气，五花大绑起来，脖子插上亡命牌子，冲锋枪押着就走了，门外有那种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道奇车，哼哼几声开去，世界上从此就没了这几个。

这样的事那阵子几乎天天有。重犯监那边关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个五个，有时多的有十几个，开镣、吃饭、上绑、登车——去西天。这就是镇压反革命那阵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气氛不对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镇压了，这时的母亲也临时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闷在她房间里看小人书，看院里的梧桐树。

我在过几年懂事后，父母闲时对话，我旁听，“杀的都是县团级（伪人员）”。我又在过了几年懂事后，知道还有战犯一事，我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的高干都好好的，这些下级却得剃头吃饭上车……不懂了好多年。又再过了若干年，读了些书明白了，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杀一个便会有人说你“凶狠好杀”。由此可知，官，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将军，可以尽情做，打着号旗的喽啰“校尉们”，你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