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第3/4页）

从那边回东院，必须穿行轻犯监，从女监房再穿男监房，女犯们干的活是纳鞋底子，满院晾晒的都是洗干净的布匹，很多女人不言声蹲在那里梳洗，晒太阳，很平静的。男犯们干的活是染布、种菜、挑水浇粪、刷脏桶，各忙各的。我们这一队过来过去，他们都认识了，习惯了，没人看守时偶尔还笑话我们几句，颇友善的。

有时他们还演戏，台上演员是犯人，下头观众也是犯人，看去和外头野台子演戏无甚不同，没有台子，平地演，演员都没女的，角儿需要，也是男扮女装。我们就擦“台场”过，有时也站下来看一会儿，如演梁祝：

梁山伯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声）——日你老娘！]

祝英台：“——山上草桥来结拜”。[（小声）——肯定你妹子想我了。]

梁山伯：“只知你是男子汉”。[（小声）——放你姐的屁。]

祝英台：“哪知我是女扮男”。[（小声）——是男是女你妈知道。]……

演员们在戏台上还有这些花样，是我六岁之前便知道了的，这以后看了不计其数的戏，再也没有见过这“戏中戏”的对骂，在四十二岁写《康熙大帝·惊风密雨》（第二卷）时这件事一下子跳出来衍化成了如下情节：

说的是吴三桂堂会，两个小戏子，一个扮诸葛亮，一个扮马谡，演着演着在台上打起来了，吴三桂问原因：

……这场闹剧是姬妾“八面观音”指示着诸葛亮演出来的，故意让他们把戏做砸，来取笑儿。《失街亭》中有一段，诸葛亮向马谡授计道：“马谡——附耳过来！”

马谡按规定出班躬身附耳静听，不料台上的诸葛亮却向他耳语：“叫你妈在列云轩后耳房等着，晚上起更我去。”扮马谡的茄官，新得“四面观音”的宠爱，哪肯平白吃这个哑巴亏？偏他下一句台词该是“妙计”，便一边说词儿，一边朝文官脚上狠狠一跺。“诸葛亮”立刻泪流满面，“啪”地打了马谡一记耳光……

看《桑园令》，“薛平贵”和“王宝钏”，在台上也玩这游戏，看《柜中缘》，“岳雷”和个什么“小姐”也在台上夹着台词玩笑，台下观众哪里知道，打鼓板的、演戏的都有他们永远听不到的“双台词”，恐怕戏的走向灭亡，也就因为它太老，戏之。观众欣赏水准都固定了，演员油滑得不需要任何感情的投入，倘罗密欧和朱丽叶也在台上弄这个，莎士比亚也得完——但这已离题了，我是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戏中戏谜底。

我敢肯定这些轻犯的日子是比较惬意的，起码比外头有些过得苦的人要舒适些，因为每隔一段日子会发生这样的事，有叔叔送母亲一张名单，说：“这几个犯人是这次刑满，不愿意出去的，请求留用……”母亲一般都同意了的，他们留用，实际上是监狱工厂的工人，已不再是犯人，我穿的鞋、棉袄，大约就是这些人做的，用的保姆也是女犯人，我认为我母亲这班人，对犯人是人道主义管理的，不然不会有这些事。

我在写《乾隆皇帝》时写到一个事件，直接移植了陕县的重犯牢房，书中的表述和我见到的基本一致，不过“公安局长”换成了“阿桂”。解放初，这里是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越狱事件的，像我前段记忆的那次，肯定是重犯雾里逃脱。因为轻犯们过那样日子，再越狱不合算了。

犯人都那样快活？不见得。说到重犯，就无法轻松了。

建国初期，最初是剿匪反霸，到1953年，镇反运动开始。蒋介石在台湾喊的口号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毋忘在莒说的是齐公子小白最初窘困，在莒国做人质，后来返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掌故，和“反攻”是一码事，也还不停地向内地派遣特务。

有一天，我们到西院去玩，回到办公大院，碰到一位叔叔，他笑说：“小特务队回来啦！告诉你们，今天我们真的捉到一个特务，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这恐怕是他们很得意的一件事，因为局里的人尽管和我们很亲热，公事上的事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整天玩“捉特务”（那时还没有看过电影），听有“真特务”，嗷嗷大叫问：“叔叔，在哪里，我们能看不能？”那叔叔指了指城门洞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审过关起来就不行了。”我们一阵欢笑，又换了小心，蹑着脚溜到审讯室玻璃窗户外偷看。果然见两个“叔叔”正在审一个中年人。

这可能是个高级特务，三十岁上下吧，瘦点，看去很清秀，眉毛有点“倒八字”形，嘴角稍有点上翘，个子不算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上身确实是飞行装那种皮夹克，除了这身衣服，和小人书上的“特务”无一似处。抽着烟，操一口洛阳话和审讯员对话。双方都似乎相当客气，也没有平时审案拍桌子喝骂那凶煞样子。我们这一群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失望：特务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听说他落网，是破译了敌方的电报密码，指挥敌机空降地点就在公安局附近，落地同时落网——长这一说，又让我们对“局里”神往了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