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补漏

我在《密云不雨》中段中有回忆：记不得我们全家欢畅大笑，尤其是记不得父母有过开怀大笑的场景。我甚至无法设想：每星期，不，每半个月吧，我们如果能像听到一出好相声段子那样，全家能前合后仰大笑一场——我们家整个的“进序”会是什么样子？母亲是在不停地做事，虽然离的只有二里地，每星期最多只能匆匆回来吃顿饭，安排一下保姆，处理我们换洗衣服，她就“走了”，父亲有时也闪一下笑容：“你们不要学韩信，他功劳最盛时，请求刘邦给他免死权，兵刃不杀韩信，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吕后杀他，用的却是菜刀。也不要学李广，灞陵尉是喝醉了酒侮辱他，他当上将军还要记仇，他不能封侯是他自己的原因，小家子气，吃不得一点亏。”他的笑容是这样的，“嗯”——先这么轻轻一带，然后半张口，身子稍稍前倾，“啊哈……呵呵……”他笑得很真诚，也很有节制，时间也很短，再然后就平静了。父母亲都能静得秋水一样。母亲从法院回到家，也到父亲房里转一遭，轻轻地说几句，你不用心，还会以为房里没有人。然后母亲就平静地夹着“本子”，冲保姆微笑一下，手一摆就“走了”。她“回来”是什么样子真的没印象，也许那时我太粗心，但她“走了”是记得太清楚了：就我那时的心理，她离开我，我会一阵轻松。父亲是不问我的功课的，但母亲真的有点空闲的话，会搜看我的书包，找我的成绩单——我的成绩分数，自知很丢人——母亲每次看过都会说：“真丢人，吃僧。”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又“走了”。她一定每次都很失望。所以她能不失望“走了”我会一阵心里轻松：又过一关。

父母自身生活中缺乏笑的“原发动力”，我又“这样”，连他们开心欢笑的“继发动力”也没了，现在想起来，不孝莫此为甚，很丢人掉份子。

母亲病了之后，我家虽有保姆，但母亲的饮食起居，换洗衣服，洗澡如厕，不能起床时料理床褥，请医看病，父亲不让任何人插手，全部是他自己干，保姆只管买菜做饭和我们兄妹的换洗衣服。1963年到1965年母亲谢世，这两年中，我们倒是全家每天在一处（除了小妹玉萍），但母亲已基本失语，她想表达一个意思，要坐在椅中，嘴唇嚅动半天，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出来：“招（叫）——……院……——里——……孩……——蒙（们）……——轻——点……声……”父亲耳朵附在她嘴旁耐心地听，分析她的意思，明白了，就会出房来，把在院子里大声嬉闹的小孩子们赶走。

他想了很多办法让母亲快乐，买了最好的助听器、收音机。房子里有广播站的广播匣子，逢有相声、戏曲、广播剧就打开，坐在她身边陪着她听，院里温度适宜，阳光温暖，他会把躺椅掇在房前，铺上被子，让“老马躺上去”。也会让我用轮椅车推着她，看看“街上热闹”或到公园里去“游玩半天”，他则寸步不离守在我们旁边。偶尔地，星期天全家高兴，父亲会把我们都叫到一处，“各讲各的事，有好故事，都讲给你妈听。”这样，我们就会把一星期学校里发生的趣闻，讲给她听，我的父母很少插话，多数情况只是点头微笑，只有一次父亲打断了我。是我刚刚“下学”回来，在路上看到了公安局枪毙犯人的刑车，我只讲了个开头，立刻就被父亲打断了：“以后不许讲这些，要说高兴事，不高兴的事我们都不要听。”我大约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意识到任何情况下，都有个“场合”问题。

我是回忆到了这件事，终于回忆到有一次我讲故事逗得两位老人放声大笑的事。

那也是星期天，我讲故事给父母，先头讲的是东周列国里孙膑庞涓的事。这一类故事当然不能在父亲面前卖弄，但我讲给母亲听，父亲同样听得很认真，不停点头赞许。母亲则只是微笑——很明显的，她也很熟悉这故事，他们是在听我的说话能力——我的气一下子瘪了，又换了“安徒生童话”。我讲《海的女儿》，他们闭着眼听。讲《丑小鸭》、《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他们听得更认真。但是，他们都很平静，我觉得没把他们逗乐，就又讲了这样一个：

有两个英国人，在乡间小饭馆吃饭，他们旁边还坐着个穷乡下老头儿。吃饭中间，英国人忽然闻到一种奇怪的甜味，还有什么东西被火烧烫时，那样“吱——吱”的声音，仔细看，是一个装满东西的布口袋。一个英国人就问：“这是哪位的东西？靠在火炉上，要烤坏了。”那老头儿忙说：“是我的。”

“那是什么？”

“烂苹果。”老头儿说，“我刚从城里来，是我用东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