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25/31页）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说过的这一番话，我觉得，似可代表绝大多数知青对毛泽东的当前态度。

知青一代，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年将逝，老年将至，总体而言，看待自己曾经历过的中国诸多历史问题的目光，是变得越来越带有谅解性了，也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厚道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集体地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反应。

他们最不忍看到的，是曾造成过中国巨大损失的某些弊端，比如假大空话，比如浮夸业绩，比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比如大表演大包装的大过场……

谈到这些，知青们往往也是皆摇其头不以为然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

他们会嘲曰：“何其相似乃尔！”

会引用毛泽东的话概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看到比自己年轻的人为了名利，虔诚地热切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应景表态，他们会私下里相互议论：“多像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啊！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太傻，目的性不明确。他们现在多懂事多精明多现实啊！他们也许比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还可怕吧？因为他们现在内心里想要的，与我们当年想要的大不一样，而且多多了！……”

对于周总理，绝大多数返城知青的崇敬程度是高于对毛泽东的崇敬的。对两位伟人的这一种崇敬程度的差异，不是在他们返城以后才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他们下乡以后由于自身命运的失落造成的，更不是近年一系列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的专题片所影响的。所有那些专题片只不过又从返城知青们内心深处重新唤起了不泯的崇敬。

对两位伟人的崇敬程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对“文化大革命”意义和动机的怀疑形成的。而这一种怀疑，在他们“上山下乡”以前，在打倒刘少奇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三年，就暗暗形成在他们中某些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中了。

归根结底，在当年是对个人崇拜的悄悄的反动，再后来是对个人集权的反思。

周恩来在为中国人民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服务方面，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那一句诗所形容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知青一代谈起周恩来，犹如印度人谈起他们的“圣雄”甘地。

在当年，亦即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前，某些忧患国家前途的知青，对周恩来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不满”——希望他以非常方式力挽狂澜，最果断地解决“四人帮”。

这乃是一代人当年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秘密。

所以周恩来逝世以后，当年在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知青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寄托空白。

他们曾有这样一种暗自的心理准备——只要周总理在北京一拍案一挥手，将群起响应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是为了拯救国家于危亡边缘。

这体现于知青亦即前红卫兵们的头脑中，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他们真的想造反了，但不是冲着伟大领袖去的，是冲着“四人帮”去的。为了和“四人帮”决一胜负，他们需要周恩来这样的统帅者。在胜利了以后，他们愿意重新膜拜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甚至，愿意在全中国的每一座大小城市，为毛泽东塑起高大的金身塑像，以取代那些铜的、玻璃钢的或大理石的……

这一历史秘密，这一种非常矛盾的思想，当年在不少中国人，主要是中青年人头脑中产生过。

所以，周恩来的逝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四五”运动。那是一场自发式的、爆发式的反对专治、呼吁民主的政治运动。在那一场运动中亲自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知青是有的，但为数极少。大抵是探家的北京知青，或途经北京因故滞留的南方知青，比如上海和杭州知青。但南方知青一般对政治心悸胆怯，只不过作为旁观者，不敢有什么具体行动。而探家的北京知青，有人不止一次在那一场运动中去过天安门。

那一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

后来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在信中告诉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对探家的北京知青进行过政治审查。有从北京带回“四五”诗抄者，遭到了严厉的制裁。

尽管在“四五”运动中亲自到过天安门广场的知青极少，但“广阔天地”里的许多知青头脑深处的思想，是与“四五”精神遥相呼应的。

返城后，知青间坦诚交代当年头脑中的一级政治“隐私”时，无不感慨自己当年政治思想的幼稚。认识到，如果当年中国真发生了自己头脑中所祈之事，那么中国必定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今天中国什么局面，也就完全说不定了。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会陷入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两种不堪设想，对中国的后果都将是可怕的。所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只能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发生的英明果断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