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7/31页）

他们怀旧便是缅怀自己的青春。

他们缅怀自己的青春便是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

那岁月里有他们的浪漫，也有他们的苦难；是他们的人生逆境，也常被他们自己视为人生资本。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视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非中国知青一代特有的也不值得投以讽意，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虽然返城知青们的怀旧等于缅怀青春等于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虽然“上山下乡”乃“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之运动——却不等于念念不忘地回忆“文化大革命”岁月更不等于缅怀“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返城知青们，首先被某些中国人故意地，甚至可以说是不怀好意地歪曲了，也可以说常常遭到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诬蔑和诽谤。那某些中国人，首先是些舞文弄墨者。诸如某些文人，某些记者——他们中自以为深刻，自以为敏感，又专好靠了这两种“自以为”煞有介事地经常吹出一串串是非泡沫的人。他们或她们像些雌雄螃蟹，吐沫自娱，总是企图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世上本无事，也没那么多所谓“热点”“焦点”，有时纯粹是他们或她们搬弄起来的。他们和她们还是这样一些人——保全自己达到谨小慎微的程度，在大是非大事件面前却一向畏畏怯怯，噤若寒蝉，这就使自己们的存在根本无法令人重视。但又常常沮丧于此，失意于此。那么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便是搬弄是非借以营造泡沫话题。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知青们的集会，往往被他们和她们武断地归结为“红卫兵情绪”。仿佛知青们一集会，“造反”又要开始了，“动乱”又要来了，“文化大革命”又要重演了。由于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的、杞人忧天的、故作深刻和敏感的话语鼓噪，颇影响当局对知青集会现象的判断和看法。当局本是对知青集会现象暗觉不安的，加之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地分析，于是难免地布置防范，以应不测。因而知青们的集会，倘规模大了点儿，几乎必有公安局乃至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员密切予以关注。甚至，连国外媒介亦受其迷惑，对中国返城知青的集会，做过多次离题万里的荒唐的报道。他们或她们中，有人自己也曾是知青，按理说对知青的集会现象，他们或她们是最能正确理解、最能正确加以分析的。但他们或她们往往偏不。偏要煞有介事地、故作深刻和敏感地向世人以及当局做莫须有之暗示。我对他们或她们是很厌恶的。而返城知青们集会前、集会中每每自我宣扬的发扬什么光大什么的“青春无悔”之表现，以我的眼看来，其实也带有故作性、表演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持一块盾，既保护自己不受莫须有意味的攻讦，也同时向当局和世人做“平安无事”的回答。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因为返城知青的一次次集会，从未给社会造成什么不安定。于是，当局和社会对此现象首先充分理解，他们或她们的暗示自然也就不再被理睬……

“黑土地回顾展”后，我常对《北大荒人名录》心怀几分忧虑。反思我当时支持出版的那番言论，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得有点可笑。返城知青显然不能成为永久长存的“城市公社”。一本“人名录”也根本不能成为促进互助的什么“宝典”。社会治安问题日渐严峻，险恶案件多多，倘大量流散世间，落入骗子歹徒手中，会不会被利用了呢？这种警惕性也许同样可笑。但据我想来，有比没有好。因而征求我意见要不要再版加印时，我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再其后，内蒙古兵团的知青们，出版了一本《草原启示录》。那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知青回忆录。

《风云录》和《启示录》，乃关于知青的两本姊妹书。它们的文学性当然会逊于知青小说，但资料价值却远非知青小说可比。

《黑土地回顾展》的举办和《风云录》《启示录》的出版，使返城知青们的集会活动此起彼伏，但都是些小规模小群体的集会。

大约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北京又在工人体育场举办了“老三届文艺汇演”。

此次汇演的策划最先由东北农场局宣传队和北京的“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的知青人士们共同提出，我曾被邀请发表建议。

汇演就要租场地，就要租乐器，就要聘请舞台美工，就要制景，就要提前排练……一句话，要钱。策划者们较为乐观，较为自信，甚至较为兴奋。

他们说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万人。半数人看，就是五万。每票百元，便是五百万元。再保守些估计，即使有半数人的半数看，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