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9/31页）

而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是知青返城二十周年——会有不甘寂寞的知青发起什么纪念活动吗？

我想，肯定不会的。

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的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

我想，即使有人又策划什么活动，那人也许反而非是知青。因为若是知青，当能理解知青们甘于消弭掉知青情结甘于寂寞的心。

当然，书还是尽管出，唱片还是尽管制作，专题片访谈录还是尽管拍摄。

因为许多人毕竟还得做自己职业要求做的事情。

这才是从现在至以后知青话题老生常谈的真相。但是谁若企图使知青话题又热起来，恐怕使尽浑身解数也是枉然了。

而我此篇，将是我关于知青话题的最后一堆文字。

一堆告别式的文字。终结性的自言自语……

二、知青与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被知青们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又好比《水浒传》中林冲们、杨志们被发配前烙在脸颊上的“火印”。那是秩序社会的“反叛分子”们永远抹不去的标志。是哪怕改过自新了也还将永远昭告于脸上的污点。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秩序社会的“火印”烙在“反叛分子”们的脸上，是比发配本身还严厉的惩办。比“黑名单”高明。所以，在古代，一个人脸上若被烙了“火印”，那么就被公认为是社会异类了。连牛二式的泼皮们，也是可以瞪起眼斥之曰“贼配军”的。然古代的“火印”，并不往任何女犯的脸上烙，以此体现着对女性的一点儿宽大。但是中国当代的知青们，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十之八九都曾是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当年的种种恶劣行径和后来的声名狼藉，知青们不分男女，凡曾戴过红卫兵袖标的，便似乎都与“十年浩劫”难逃干系，便似乎都应承担着几分历史罪责了。当代的“火印”，虽非烙在他们或她们脸上，只不过烙在他们和她们自己都没法跨越的经历中，却和烙在脸上是差不多的。一看年龄，再了解出身，便可断定他们和她们当年准是红卫兵。于是便使许多中国人不禁地回忆起，自己当年曾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地被红卫兵冷酷无情地迫害过。

所以，知青返城初期，尽管命运悲凉，境况艰难，但城市对他们和她们的态度，是同情与歧视参半的。

“活该！自作自受！”

“没有理由抱怨，只有理由忏悔！”

“大多数应该永远驱逐，不得返城！”

“变相垮掉的一代！”“狼孩儿！整代都是狼孩儿！”

“中国只能将希望的目光从这报废的一代的身上超越过去，直接投注于下一代身上！”

当年我听许多上一代人，包括许多一向心肠宽厚的知识分子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都曾憾然而耿耿于怀地说过类似的话。

“当年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凶恶？”

“政治热忱和凶恶行径怎能混为一谈？”

“你们这一代应该被永远牢牢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你们当年的‘革命’方式令人发指！”

当年，我曾听许多上一代人说过类似的话，质问中，谴责与困惑参半。

所以，当年有一首唱出返城知青心理自白的歌——《我是一匹来自荒原的狼》。歌曰：

我是一匹来自荒原的狼，

城市曾是我家，

我的前身是被逐的青年。

我日夜思念我的亲娘，

只有娘对我们怀着温良……

如今，知青与城市，知青与上几代人或下几代人之间的抵牾，似乎早已被后来的岁月消除。隔阂似乎早已消失。政治色彩的代沟似乎早已填平。但是，将绝大多数知青与令人谈虎色变的红卫兵剥离开来，仍是有必要进行的一件事。此事虽然已不再影响知青们的现在，但是对于尽量恢复历史的真实还是应该的。

在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六年，我曾两次接受过德国两家电视台采访。后一次的摄像，还是名片《紫色》的一位摄影。地点都在“黑土地”餐厅。采访内容都是关于知青和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