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0/31页）

第一次，矮而且胖的，几乎秃顶，圆头圆脑的德国人自以为是地，言之凿凿地质问：“你们红卫兵当年杀害了自己的同胞，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而你们从来也没忏悔过，请问你对此……”

在摄像机镜头前，被一个分明怀着政治挑衅心理的德国男人面对面地凝视着，听他以国际法官似的口吻提出审讯般的问题，使我觉得情形不但十分严肃，并且严肃得引起我强烈的反感。尤其是，一想到他来自于一个法西斯主义主宰过的国家，一想到那个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屠杀，更觉得严肃中包含着荒唐。所以我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实际上是打断了替他充当翻译的中国同胞的话，他看上去是我的同代人），我说：“先生，请你不要一再用‘你们红卫兵’这样的指谓对我提问题！我这个红卫兵当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曾尽量以我所能做到的方式同情过被伤害的人！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红卫兵当年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是法西斯分子和盖世太保！绝大多数红卫兵，其实没打过人，没直接凌辱或迫害过人，没抄过家，更不一律是杀人凶手！要说可耻，我们两国历史上都有类似的污点！而你们的污点更大。如果说我们的污点中有大量墨的成分（我认为更多的红卫兵是通过‘大字报’的方式伤害了别人），那么你们的污点百分之百是鲜血凝成的！至于谈到忏悔，你怎么知道当年的红卫兵现在不忏悔？我了解的中国红卫兵，其实几乎百分之百地忏悔过！‘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并没伤害到外国去，所以只对中国忏悔，没必要对全世界下跪！尤其不必对你们德国人表示忏悔！……”

我早已看出充当翻译的我的中国同胞，一次次“贪污”了我的话。

于是我指着他说：“你他妈的要照实翻译！不要因为他付你翻译费你就怕得罪他们！如果你不照实翻译，我起身便走！那么最尴尬的是你！”

他翻译后，我缓和了口吻，问他是什么家庭出身。

他低声回答是工人家庭出身。

我说：“那么你当年肯定也是红卫兵无疑。如果你小子当年打过人，那么你自己回答他，你当年打人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你当年没打过人，那么你告诉他，没打过人的红卫兵当年确有。在他面前的你我便是！”

他的脸腾地红了。

为什么外国的电视台，采访中国的当代返城知青亦即当年的红卫兵，都偏偏要选择在“黑土地”进行呢？——因为那里四壁贴着毛泽东当年身穿军装，挥起巨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幅幅宣传画。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主观想象“黑土地”是当年希特勒每周一发表政治讲演的诺伊曼咖啡馆。想象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七八年后，红卫兵阴魂不散，仍经常以返城知青的身份每晚聚于“黑土地”，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忆“峥嵘岁月稠”。也许，还进一步想象，秘密策划中国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所以，倒是他们自己的脸上，都有种心照不宣的颇神秘的表情。仿佛他们的摄像机摄下的，可能将是某一天突然变成现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一天外边下着霏霏细雨。他们甚至可笑地，也有几分难以启齿地请求我再从外往里走一次。我满足了他们这一请求。扛摄影机的德国先生，半蹲着在我前边倒退上楼——我懂电影电视，我知道那是在拍我的腿部……

在中国，在北京，在一个雨夜，一双腿沿着狭窄的楼梯而上——镜头一变，空间豁然宽敞，四壁皆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宣传画……

倘再配上如此旁白——“当年的中国红卫兵们，今天以返城知青的身份，经常聚集在这个专为他们开的餐厅讨论中国当前政治，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云云，那一定是非常能蒙他们本国人的。

我满足他们的请求，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可笑简直使我觉得可以游戏的心情对待他们的采访。

那一天晚上小餐厅无人用餐。大餐厅里只有两桌人。一位老妇人，不是奶奶必是姥姥辈的年龄最长者；六十岁左右的一对夫妇；三十岁左右的儿、媳或女儿和女婿；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分明是一家六口。六十岁左右的父母不可能当过红卫兵；三十岁左右的小两口大约出生于六四年或六五年，那么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才十一二岁，也不可能是红卫兵。显然，这一六口之家的每一成员都不可能有什么“红卫兵情结”。他们到“黑土地”用餐，不外乎两种原因——或是离家近，或是专为吃东北菜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