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8/31页）

商业运作的色彩，随着人们头脑中经济意识的增长，那么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导思想了。

这其实无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门组织和在经费上支持的种种义演，已再没有任何非商业运作的演出了。

但当时我发表了言辞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情绪有些冲动的反对意见。

我说，卖票我原则上也能接受，但要看谁来演，演些什么，水平如何。靠当年的知青们演，演些知青宣传队当年的节目，水平不难预见。纵然补充新的节目内容，也必是些匆匆编排的节目，水平还是可想而知。水平注定了不高，怎可向当年的知青售票？北京是大城市，数九寒天，又是晚上，返城知青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看了一场水平不高的演出，而且还是花了钱买的票，心中会做何想法？我不信他们会带着满足感深更半夜地在寒冷中久候公共汽车回家……

策划者们说少演几场行不？票价低些行不？

我说不是少演几场的问题，据我估计，最多只能演一场。第二场就会来者寥寥。返城已经十几年了，别一相情愿地将知青们集会的心劲儿估计得过高。大家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当年那份儿知青情结即使不泯，也不必非以这一种方式体现。至于票价，除非以相对的收支平衡为原则。如掺杂获利动机，我肯定是不参与的，也不会为此做什么……

我的激烈言辞等于是大泼冷水，气氛为之沉闷起来。

我说完，也不管别人的感觉怎样，起身匆匆而去。

后来，他们放弃了策划。可能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我的话当时听来逆耳，但是经他们细细一想，也许认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大约一个星期后，内蒙古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和一名似乎是当年插队山西的女知青来到我家。小力是《草原启示录》的总编辑。她们出示了一份演出策划书征求我的意见。我大略一看，觉得类似我激烈反对过的那一策划。一问，果然便是。原来那一策划被某文化公司接了过去。北大荒知青既放弃了，他们便找到内蒙古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出于拓宽对象范围的考虑，将“北大荒知青”主题改为更宽更大的“老三届”主题。

我坦率地向马小力重申了我的顾虑和不变的态度。

小力沉思良久，也对我直言：第一，此事必做不可，因合同已签，前期经费已投入，有些节目也已开始排练，而且已进行宣传，没了退路。第二，预先没想那么多，但认为我的顾虑不无道理。第三，接受我的建议，摈除一切商业目的，以不售票为大前提。至于资金，她负责“化缘”。有多少钱，做多大事。倘出现超支，亦由她尽量解决。倘经费居然还剩余，则以某种方式慰问某些知青。

她的当场决定甚合我意，也令我大为感动，于是我表示愿意参加，并做我力所能及之事。实际上小力再没为此事“麻烦”过我，我除了对节目单提出某些调整和补充意见，根本没奉献过时间和精力，只不过前去观看了演出。

入场的人比我预料的要多些。演出者们情绪较饱满，观看者们的情绪也较共鸣。谈不上水平，但是台上台下气氛融洽热烈。节目中当然少不了某些“老三届”当年熟悉的知青“革命歌曲”。刻薄之人也当然有理由据此大加嘲讽。但在我看来，那除了是共同的怀旧，娱乐一场，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因为不售票，实际上仅仅意味着一些当年是宣传队员的知青，返城十几年以后，在春节之前，向另一些知青表达一种未相忘的情感。

据我所知，许多在环卫单位和殡仪馆工作的知青以及他们的子女，被特别优待地安排在一等座位。

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不花钱而坐一等座位吧？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觉得自己和台上的演出者之间有深厚的情感关系吧？

据我所知，最终结算下来，经费还是超支了。所幸超的不是太多。

至于小力是怎么堵上这个窟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难得马小力那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精神和“一切包在我身上”的气魄。

那一场义务演出的义务主持人是王刚。

它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知青活动。

此后，我有意识地渐渐远离一切所谓的知青话题。北京以及其他各城市的知青，也再没发起过算得上任何社会现象的知青活动。传媒中五花八门的话题层出不穷。“花边儿”炒成大块儿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城市人被此泡沫整日淹没其中，谁都烦得要命但是却无处逃避。我每每暗自庆幸所谓知青话题的归于寂然。心想这对知青们首先是天大的好事。不是明星不是演艺圈内人，终于被整体地忘却了，终于不再被整体地说长论短了，也终于都能够面对身为父母身为中年人的现实而“相忘于江湖”，这比总被整体地当成件似有分量其实已毫无分量不关大多数城里人痛痒之事一再地旧话重提老生常谈要强得多啊！有时候被忘却简直意味着是被仁慈地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