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2/31页）

所以，除却大学不作分析，初中高中红卫兵们的劣迹，主要发生在“老三届”中，“新三届”的同代人，显然比较冤枉地受了红卫兵狼藉名声的牵连，其大多数当予以平反。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初中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共有五十四名学生，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深刻。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才有人敢于公开制止。当然，公开而严厉制止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的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初中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超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特别彻底，表现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好学生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吗？比在功课方面取得好成绩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而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着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使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点中学的红卫兵，有高中的中学的红卫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以及最差的中学的红卫兵，其“革命”皆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

哈尔滨市有几所中学当年又叫“工读中学”，其学生成分较为复杂，有就近入学的，也有落榜后扩招的学生，还有经过短期劳教的少男少女。社会看待这类学校的目光难免会带有成见甚至偏见，这类学校的学生也常常认为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所以他们的“造反”不无对社会进行公开报复的意味。前边分析到的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在这类学校较其他学校多一些。所以这类学校注定了是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灾区。

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一向心理优越，故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依然要证明自己的优越，依然要以“革命”的方式体味那一种优越的感觉。加之这些中学既曰重点，当然办学方针上“罪名”更多，因而给了这些中学的红卫兵们更大的“造反”理由和空间。好比这样的一种情形——幼儿园的阿姨问某些受偏爱的孩子：“阿姨处处优待你，你怎么偏偏带头调皮？”

孩子回答：“正因为你处处优待我，所以你有罪。”

他不是不喜欢被优待，而是带头“调皮”时，能体味到区别于其他调皮孩子的另一种优越感。这另一种优越感比一向被优待的优越感更能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