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4/31页）

保守一些估计，平均下来，倘每所中学有五十名凶恶的红卫兵，那么全哈尔滨市近八十所中学，就是一支四千余人的具有暴力倾向、虐待倾向的“队伍”。算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同类红卫兵，再算上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同类人，将是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相对于二百余万人，三万余人仍只不过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三万余人，就是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全面混乱，人人觉得危机四伏，做梦都担心某一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宣布为“革命”对象甚至“革命”的敌人。

那三万余人，七十分之一，乃当年生逢其时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没有任何权威可限制他们的几乎任何“革命”行动。

当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因不断制造武斗在北京接受周总理调解时，甚至趾高气扬，根本不将周总理放在眼里。

当年哈尔滨红卫兵人数对比、思想对比和心理对比的概况，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全国学生红卫兵的概况。

当年，最凶恶的红卫兵依次“活跃”于以下城市和地区——北京、长沙、武汉、成都、哈尔滨、长春以及新疆、云南、内蒙古……

而北京有着为数最多的军人家庭的红卫兵。他们的凶恶甚于一切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模仿他们父辈当年的革命，以“革命”是“急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为理论。而这理论亦正是他们的父辈当年遵循着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

所以，当年我对北京军人家庭的红卫兵，是心存厌憎地。因我无法分出当年的他们谁更凶恶，谁更人道，便只有一概地厌憎。当然，于今想来，他们中肯定也是大有区别的。也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们，便算是不怎么凶恶的了吧？

当年北京的某些女红卫兵，比全国其他一切城市的女红卫兵都心狠，颇敢往死里打人。

有次与舒乙先生谈起他父亲老舍，舒乙说：“你能想到吗？当年肆意凌辱我父亲的，打他的，大多数是些中学的女红卫兵呀！按年龄还是些少女啊！……”

我说：“红卫兵和红卫兵不太一样。”

他说：“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红卫兵闯入我家，就是些比较温良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养花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可她们并没毁掉我家的花。临走还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这家的老太太是画画的，可以允许养花，警告任何红卫兵组织不得采取极端行动’……”

舒乙先生说时流露出几分感慨的样子。

我下乡不久，便当了男知青们的班长。因为最初连队总共十几名男知青，也就只有一个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己是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学杨志松，他如今在《健康报》工作。除了我俩，其他男知青来自三四所中学。有一名“工读”学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狰狞可怖的疤痕，据我后来所知，便是下乡前在武斗中被火药枪喷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恶迹嫌疑的红卫兵小头目，下乡纯粹是为了躲避追究。半年后他从我们连队消失了，据传是被恢复神圣使命的公安部门押解回城市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杨志松拖起，让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离知青宿舍不远的院子里，住着一名单身的当地男人，五十余岁，被列为“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制和监视。我班里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杨志松走入院子，他们正从屋里出来，一个个脸上神色颇为不安。为首的，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嘟囔：“真狡猾，装死！……”

我匆匆走入屋里，见床上的人面朝墙蜷缩着，不动也无声息。

我走近叫了他几声，他仿佛睡着了。我闻到了一股屎尿味儿。时值盛夏，我见他的裸背上有几处青紫。

我追上班里那三四名战士，喝问他们是不是打人了。

他们都摇头说没打。

“没打他身上为什么有好几处青紫？！”我心头不禁冒火，拦住他们，不许他们走。

为首的终于交代：“他不招嘛，所以，只轻轻打了几下……”

我不认为这是小事，立即转身赶去指导员家汇报。

半小时后，连里的干部和卫生所的一名医生都赶往那屋子。

那人已经死了。

他们打他时，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尽管那院子离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却并没听到一声哀叫。那件事使我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内心感到自责。因为我是班长，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里睡午觉，我却没想到问问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