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6/31页）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

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

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便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了。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一夜之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初中生、高中生，便通通由学生而成为“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也将永远成为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于是便成了浮萍似的游荡于城市中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而一味“造反”，不但自己烦了，毛主席也开始烦他们了。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则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

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的。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化大革命”中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化大革命”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便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就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已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

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

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共五名知青教师，两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却能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