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1/31页）

另一桌就是我这个中国人和德国的采访者们。而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用餐。于德国的先生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我，纯粹是出于礼貌，为照顾他们的情绪。

德国的先生们大约感觉到了摄入镜头的气氛不够理想，还去采访那一家人，通过中国翻译尽问傻话。比如：

“你们一家为什么偏偏到这里来吃饭？”

“到这里来吃饭是希望引起特别的回忆吗？”

“那一种回忆对你们很难忘吗？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可他们却遭到了相当冷淡的对待，显然那一家人不高兴他们的用餐受到滋扰。

于是我说：“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多么想要获得哪一种回答。让我告诉你们，我这个知青和当年的红卫兵，是第二次到这里。第一次是开会在这里用公餐。据我所知，这里并非当年的知青常来的地方，因为北京有许多比这里便宜的餐厅。出差的外地人倒是常来，因为他们吃的大抵是公款。而相对于公款，到这里来又算低消费。至于用图钉按在墙上的知青名片，我第一次来时就有了。此次来并不见知青名片增加了。至于那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依我看纯粹是出于商业经营的目的，与有些餐馆悬挂旧上海的月份牌美女的目的没什么两样。总之先生们最好明白，这里根本不是德国当年的诺伊曼咖啡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具有政治色彩的地方，其与北京的一切餐馆饭店毫无区别。先生们的想象不但太主观，而且太好奇。在中国，出现毛泽东的画像，哪怕是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画像，与在德国又出现希特勒的画像是完全不同的事。如果先生们对此并不明白，那么意味着你们对希特勒还缺乏起码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极其简单肤浅的……”

我看出，我这个被采访者，不但使他们感到一时难以驾驭，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极为沮丧。

第二次在“黑土地”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我预先就通过翻译向采访者们指出了“第三只眼看中国”的误区，而且坦率言明了在同一地方接受第一次采访的感想。我的先发制人打乱了他们的采访计划，他们不再问红卫兵，不再问“文化大革命”，而问中国的“改革”和经济问题了……

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国外关于中国红卫兵和知青的文章书籍相当不少，似乎具有颇执着的追踪性。只要今天的中国返城知青一有活动，其活动几乎立即就被涂上了政治色彩，而且总是与知青们的前身红卫兵联系在一起加以主观评述。国内这样煞有介事的言论虽已不多见，但也不是完全消亡了。

仿佛，有一根绳子，始终若隐若现地将知青与红卫兵各拴一头儿，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认为，红卫兵该当是声名狼藉的称号。如果居然不是这样，那么中国简直不可救药。

我认为，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化大革命”所卷挟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的。

对于大学里的红卫兵，我们姑且不谈。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几乎全国一切大学里的红卫兵，都曾分裂为两派。一曰“造反派”，一曰“保皇派”。“保皇派”一般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反对“触及皮肉”。“保皇派”们高举的旗号是“十六条”。“十六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以“党中央”的名义颁布的。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实际欣赏的是“造反派”，反而并不太喜欢主张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红卫兵们。所以，江青才敢在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公然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并提出了使“造反派”们欢呼“江青同志万岁”的唯恐天下乱得还不够的口号——“文攻武卫”。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最大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八八团”，乃是由毛主席亲自下令解散的。以上历史情况起码可以说明，无论在大学里、高中里还是初中里，确曾有一批红卫兵，他们的本愿其实是只想动笔，不愿动手，只想批判别人的思想、路线，不愿逼得别人家破人亡。总而言之，他们希望以较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也客观上起到了对“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观上毕竟与很凶恶的红卫兵有区别。

“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已经读到了初三初二初一、高三高二高一的学生；“新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由小学升入初中或由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新三届”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两年内是小学生，是“红小兵”。即使也“造反”过，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毕竟不那么大。只有极少数“文化大革命”中的初中生后来升入高中。他们升入高中后，“上山下乡”已开始。红卫兵运动的已进入尾声。他们的红卫兵劣迹，是在升入高中以前，亦即在身份是“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的两年里。而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读完高中，很快也难幸免地“上山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