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27/28页）

大战期间，她曾负责统计伤亡数字。无数死于空袭、死于轰炸的人名流经她的办公桌，被编排、被归档。汹涌的数字已经让她难以承受，集中营的数据——六百万、五千万、无尽的难以计数的亡灵——更是远远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

桶里的水是厄苏拉昨天打的。他们——这个“他们”究竟是谁？六年战事使所有人习惯了服从“他们”的领导，英国成了一条唯命是从的狗——他们在隔街装了一个龙头，厄苏拉就从那个龙头里给自己的水壶和水桶装满了水。排在她前面的女人身穿银灰色及地紫貂大衣，光彩令人艳羡，仍被迫在天寒地冻中提着水桶耐心等待。她看来与SOHO区格格不入，不过谁又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呢？

水井边的女人们。厄苏拉隐约记得耶稣似乎曾与水井边的女人发生过对话。那是一个撒马利亚女人，照例在《圣经》中没有名字。厄苏拉想起她有五个丈夫，却与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英王詹姆斯一世编译的钦定版《圣经》没有说明那五个丈夫的下落。她想，可能那女人给水井下了毒。

厄苏拉记得布丽奇特曾说自己在爱尔兰做小姑娘的时候，每天都要去井边打水。世界看来并未进步多少。文明轻易就在自身的邪恶面前瓦解。德国人作为世上最有文化、最懂礼貌的民族，却建造了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根-贝尔森。倘若英国具备同等条件，无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但这又是件无法验证的事。伍尔芙小姐对此深信不疑。她曾说——

“喂，”穿紫貂大衣的女人打断了她的思绪，“你知道为什么我家的水管冻上了，而这里的龙头却没有吗？”她说话带着一种切玻璃般清晰干练的上等人口音。

“不知道，”厄苏拉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女人笑了，说：“相信我，我也一样。”厄苏拉刚刚想到同这个女人交朋友或许不错，排在后面的女人抱怨了：“快着点，亲爱的。”穿紫貂大衣的女人闻声提起水桶，动作敏捷麻利，像个务农队员：“我走了，祝你好运。”

她打开无线电。这段时间收不到BBC三台了。信号与天气作战，最终败北。走运时能收到家庭台或娱乐台，但电波干扰相当剧烈。她需要声音，需要往昔生活中业已熟悉的事物。吉米离开时留下了他的老留声机。她自己的在肯辛顿弄丢了，同时遗失的还有她收集的大部分唱片。只奇迹般地保全了几张，现在她拿起其中一张，放入留声机。贝西·史密斯唱道：“不如死了好，埋进土里不烦恼。”厄苏拉笑了。她聆听老唱片刮擦唱针的咝咝声，也许她和贝西·史密斯的想法一致。

她看了一眼钟。那是希尔维的小马车金钟。葬礼后她将钟带回了家。钟上说现在才四点。日子过得多么缓慢。她不耐烦起来，干脆关了新闻。听不听有什么关系？

为了有事做，她在牛津街和摄政街逛了一下午——完全为了离开那个修道院宿舍般的小单间。街上的商店昏暗压抑。斯旺与埃德加百货里点着煤油灯，高档商场塞尔弗里奇点起了蜡烛。人们的脸都显得疲惫黯淡，仿佛弗朗西斯科·戈雅32的画中人。店里什么也买不到，反正她想买的一样也没有，又或者终于有了一样，比如一对看起来相当舒适美观的镶毛小皮靴，价钱又贵得离谱（要15基尼33！），真令人沮丧。“还不如打仗的时候。”同事福塞特小姐这样说。因为她马上要结婚，办公室同事把钱凑在一起，给她买了样毫无创意的礼物：一只花瓶。厄苏拉想再买一件更特别、更有针对性的东西，却想不出买什么好。她一度期望在伦敦西区的百货里能找到灵感。最终却没有找到。

她进里昂茶屋喝了杯淡茶，布丽奇特一定会说它像“饮羊的水”。她还吃了块除了管饱没有其他作用的茶糕。茶糕里只数出两颗坚硬无比的葡萄干。茶糕上只涂了一抹薄薄的人造黄油。但她努力想象自己在吃了不起的美味——一块甘美醇浓的奶油千层酥34，或一片多伯斯蛋糕35。她又想，德国人目前恐怕也吃不到什么好甜点了。

她喃喃自语着黑森林蛋糕36，竟说出声来（多么独特的名字，多么不凡的蛋糕），不慎引起隔桌一个女人的注意，对方正面无表情解决一个上面凝了奶油的面包卷。“你是难民？”她问厄苏拉，语气中出人意料地带有同情。

“差不多吧。”厄苏拉说。

等待鸡蛋煮熟的过程中——水才刚热了一点——她开始翻检自从离开肯辛顿后就没有动过的书。她找到一本伊兹送给她的但丁作品集，套有精美红色真皮封面，内页已发霉褪色，一本多恩37（她的最爱）。一本T.S.艾略特的《荒原》（极为罕见的第一版，是从伊兹处偷拿的），一本《莎士比亚选集》，她喜欢的玄学派诗歌。箱底还找到一本上学时学校发的济慈，书上写着：赠予表现优秀的厄苏拉·托德。她突然觉得这句话很适合做墓志铭。她翻着许久无人问津的内页，找到了那首《圣阿格尼斯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