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5/52页）

他们想尽办法将行李箱搬到了她的房间。“以前是我母亲的房间，”伯伦纳先生说，“都是她用过的家具。她不幸去年死了。”他凝视眠床——一个宽大的哥特式物体，制造它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要使睡在上面的人做噩梦——的眼神很明显地暗示出伯伦纳老夫人正是在它的鸭绒盖被下仙逝的。床大得几乎要撑满整个房间，厄苏拉突然感到十分紧张。她与吃香肠的人在火车上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令她感到难堪，可眼下自己却又与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外国人独处一室了。布丽奇特讲的白种人贩子的可怕故事突然浮出了记忆的水面。

幸好，前门开了，门厅里出现一番不小的响动。“啊，”伯伦纳先生高兴地笑了，说，“她们回来了！”

姑娘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公寓，都被雨淋湿了，嬉笑着，手里大包小包地提着、捧着。“瞧谁来了。”伯伦纳先生说，这一说，两个小女儿更兴奋了。（事实证明，厄苏拉在这以后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遇到过比希尔妲和汉娜更容易激动的女孩子。）

“你来了！”克拉拉说着，“啪”地用自己冰湿的双手握住厄苏拉的双手，“德国热烈欢迎你107。”

两个妹妹以极快的语速没完没了地聊天时，克拉拉迅速在公寓里走了一圈，打开了灯，屋内立即不一样了——地毯的确年深日久，但纹样相当繁复，老家具全都散发着清洗擦拭后温润的光泽，那片冷冰冰丛林样的叶子原来是一丛漂亮的蕨。伯伦纳先生将客厅内通天花板的白瓷炉打开（“就像在家里养了一只庞大温暖的动物”，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安慰她说明天天气一定能恢复正常，变得暖和，会出太阳。

餐桌很快被铺上一层刺绣桌布，晚饭随即上桌——一盘奶酪，风干香肠，新鲜香肠片，沙拉和一块散发着格洛弗太太的茴香蛋糕气味的黑面包，还有一份香甜的水果羹，令她切实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外国。（“冷水果羹！”她写信给帕米拉，“格洛弗太太知道了会怎么说！”）

连已故老夫人的卧室都变得更宜人了。床垫柔软、舒适，床单四边用手工钩了一圈花，床头灯上罩着一个可爱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使光线柔和温暖。不知是谁——也许是克拉拉，厄苏拉猜想——在梳妆台上的小花瓶里插了一小束木春菊。厄苏拉一爬到床上就累倒下了（床很高，要踩着小凳子才爬得上去），满怀感激地沉入了一场深沉无梦的睡眠，丝毫未受前人幽灵的困扰。

“当然，当然要先放个假啦。”翌日，伯伦纳太太在早餐桌上说（早餐与前夜的晚餐惊人地相似）。克拉拉正“处在安顿前的最后阶段”。她已经完成了艺术课程的学习，但还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她郁闷地说自己正为虽想离家“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在德国“没有多少人有钱消费艺术”而气恼。克拉拉的房里有几张她的画，大幅尖锐的抽象派油画，与她温柔和善的性情大相径庭。厄苏拉觉得她以此为生的机会渺茫。“大概我只好去教书了。”她痛苦地说。

“是呀，真还不如去死。”厄苏拉明白她的痛苦。

克拉拉偶尔去谢林大街的摄影工作室帮忙，负责相片构图。伯伦纳太太有个熟人的女儿在那里上班，能说得上话。克拉拉和那熟人的女儿——伊娃——曾上过同一所幼儿园。“但构图难道不是很难吗？”克拉拉说。摄影师——霍夫曼——是新任总理的“御用摄影师”，“所以我跟他的客人都很熟呢。”她说。

伯伦纳一家并不富裕（厄苏拉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租卧室给她），克拉拉认识的所有人也都不富裕。不过，在1933年的当时，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与富裕无缘。

虽然没什么钱，克拉拉决定还是要好好度过暑假的剩余部分。她们去卡尔顿茶室和王宫花园边的海克咖啡馆，敞开肚子吃薄煎饼108，喝热巧克力109。她们在英国花园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然后吃冰激凌，喝啤酒，把两张脸都晒成了粉红色。也同克拉拉弟弟赫尔穆特的朋友——一群分不清谁是谁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泛舟、游泳。赫尔穆特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正在波茨坦一所元首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学习。“他热衷party。”克拉拉用英语说。她英语说得非常好，且喜欢与厄苏拉切磋。

“应该说parties，”厄苏拉纠正她，“我们会说‘他热衷parties。”克拉拉大笑，摇摇头：“不，不，的确是Party。不是派对。是说纳粹党。你知道吗？从上月开始我们已经不能加入其他党了。”

“希特勒掌权后，”帕米拉写信教导厄苏拉，“出台了一项授权法。德国人称为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英译为‘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多么华丽的名目，民主就此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