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夏枯草——杂草亦良药（第2/6页）

药效形象说反映出的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让人惊讶，但以17世纪的状况而言也算情理之中。这一学说的支持者从未想过，植物长成如此形状颜色，也许是出于自身的原因。蒲公英花朵的黄色与吸引昆虫传粉没半点关系，这一特征明明是在暗示这种植物可以治疗尿路疾病。牛蒡种子上的钩子也不是为了帮助它们传播，而是表明它们可以从毒蛇咬伤的伤口中吸出毒液。核桃（根据药效形象说，是专治头部疾病的良药）则是此类植物中的典型。核桃壳之所以没设计成跟果仁完美契合的形状，就是为了让我们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大脑，进而领会上帝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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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药效形象说直到现代也还在影响着草药学。但植物医药学的主流还是越来越倚重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为特纳所青睐的方法。英国第一本真正的通俗植物指南是约翰·杰勒德的《草本志，或植物简史》（1597）。书中大部分内容并非原创，而是对佛兰德植物学家朗贝尔·多东斯[55]1583年的一部作品的未具名挪用。但杰勒德对植物充满热情，描摹植物特征时很有诗人的天赋。他的书中提到了约2000种不同的植物，尽管他对杂草（他极少直接使用这个称呼）的记录并不是英语文献中最早的，却绝对是最早对杂草表现出美学层面赞赏的文字。同时杰勒德开始形成了一种现代的、理性的观点。他鄙视药效形象说中那些较为夸张的理念，还曾抨击过此学说的代表植物风茄：“关于这种植物已经有太多无稽之谈，我不知这些谣言起于老妪、游医还是药贩……但可以肯定的是，某个或某些想要名利之人就是我所说的这些错误的始作俑者。”他对“游医或药贩”的嘲弄，是植物疗法不同派别大论战首轮交锋中的一次出击，而这场大辩论将在17世纪结束前改变英国的医疗状况。此言一出，三大专业机构立即掀起争论，并因此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这三大机构分别是：内科医学院，一直试图规范全英医疗系统的权威机构；药剂师协会，药物的制造者和供应商；理发师医生联合会，有资格进行手术的机构。

约翰·杰勒德本人就是个外科医生，不过当然不属于被他抨击的游医之列。1562年他17岁时，他曾跟随一名伦敦的理发师医生亚历山大·梅森做学徒，梅森晚年还被选为理发师医生联合会主席。但杰勒德真正的兴趣所在是园艺，自1577年开始他便负责管理威廉·塞西尔爵士[56]名下位于河岸街的几处美丽花园。杰勒德自己的花园位于费特巷转角处。他对伦敦了如指掌，看《草本志》的乐趣之一，就是透过他的文字你仿佛亲眼看到了16世纪伦敦的植物景观。他写西敏寺的脐景天“布满了连接乔叟墓和西敏宫的那扇门”；麝香锦葵“长在泰伯恩刑场左边的灌木丛和篱笆中，你从伦敦去老福特浴场的路上就能看到它们”；欧白英“长在柏孟塞街苏塞克斯伯爵大宅花园墙外，靠着壕沟的那边”；红叶虎耳草“长在赞善里的砖墙上”。正如剑桥的神学教授、植物历史学家查尔斯·E.雷文的评论所说，“如此懂得装点这座城市之物，纵使犯错也让人不忍计较”。

但杰勒德的足迹遍布整个英格兰，而且他广交好友。他用华丽而又准确的文字描述了当时还很罕见的柳兰及其借用风力传播种子的特点——这个特点使柳兰在三个世纪之后成了一种极为成功的杂草，而他对柳兰的描写得益于他曾经在约克郡找到并亲手种植这种植物的经历：“地下长出的枝条很多，高度可达到6英尺（约合1.8米），枝上缀有极为美艳的华丽花朵，四片花瓣皆呈有光泽的紫色，花的中央是黄色花蕊。种荚较长……里面的种子多毛，可以在种荚打开时随风飞走。”他还在肯特郡“一片白垩土的农田中”发现了一种蓝花琉璃繁缕，这与后来爱德华·索尔兹伯里看到的种类相似，他还记录说这种花的红色种是农民的晴雨表。如果花的花瓣合拢，就说明第二天是雨天，若花瓣展开则说明第二天是晴天。

书中的条目包含了很多这样的民间知识。猪殃殃细长且布满小钩的茎可以用来过滤牛奶，同时也是治疗毒蜘蛛咬伤的良药。款冬的叶子晒干可像烟草一样吸——“还能有效对抗”肺部疾病。开黄花的南茼蒿，让黄疸病人“洗过澡后”服用，能恢复正常的肤色。杰勒德这种漫不着边的写法着实让人不满，好在他的文字有趣，可抵去一些读者的怒气；再者，作为庸医骗术的批判者，他却不止一次地认同一些仿佛巫师调配的邪门药方。有些基于人们长期经验的药物用法较为合理——如用富含单宁的夏枯草叶做止血剂，用薄荷缓解胃部不适。但杰勒德的轻信，或者是他的幽默感，却传达了一些完全不合情理的信息。比如在写仙客来时，他坚持认为孕妇应当远离这种植物；她们甚至应该避免“第二次来到同一片仙客来面前，因为这种植物天然的吸引力，毫无疑问会使这样做的孕妇……早产”。他还向读者保证，自己已经用细网格罩住了自己花园里的仙客来，“以防哪位妇女因为第二次靠近同一株仙客来，而不幸成了我这个说法的验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