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夏枯草——杂草亦良药（第3/6页）

当托马斯·约翰逊[57]——约克郡绅士、伦敦药剂师和保王党士兵——在1633年准备出版新版《草本志》、对原版进行“扩充和修正”时，他曾批评作者这段仙客来危险论写得“娘娘腔”，“听信假语村言，而非由理性或经验所得”。他还借着杰勒德关于某种野生芍药的记录——杰勒德声称自己在萨斯弗里特发现了这种植物——散布了一些不利于杰勒德的谣言：“有人告诉我，我们的大作者是先把芍药种在那里，然后假装偶然发现了这个物种，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在那以前及之后再没人看到过或听说过这种芍药出现在英国野外的任何地方。”（至今在植物保育界依然有人采取这种做法。）

这种程度的攻击算是比较温和的，而约翰逊尽管比杰勒德更信奉实用主义，也远非什么严肃稳重的人。他的职责之一是带领药剂师协会的学徒们做实地考察，以使他们熟悉药用植物，而他记录这些考察的日志读来毫无条理——正如你所想，这毕竟是一帮学生放风撒野的良机。最雄心勃勃的出行当数1629年的肯特郡北部之旅。一个十人的团队分乘两船，于7月13日从伦敦市出发，目的地是格雷夫森德[58]。他们几乎是刚一出发就遇上了风暴，一半人因此被迫在格林威治上岸。随后他们在罗切斯特再次会合，当晚投宿在了一家旅店。喝酒占据了他们大量的考察时间，醉醺醺的状态也几乎贯穿整个考察活动，因此也不难理解，他们此行发现的第一种植物竟然是“酒馆墙上摘下的青苔”。随后几天中，他们徒步穿过了肯特郡的乡村，向着查塔姆和吉灵厄姆的方向，一路找到了不少植物，这其中杂草——其药用价值不输于罕见植物——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第一天，他们记录了天仙子、毒参、新疆千里光、荠菜、龙葵、欧白英、药用墙草（在墓地发现）、长生草、三种玄参科农田杂草、臭春黄菊、针果芹、小鼻花和夏枯草。在谢佩岛，他们遭到了昆伯勒市市长的盘问——显然，这么一帮在自己领地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引起了市长的警觉。但在他们讲出此行目的的重要性后，市长十分满意，还以肯特郡的啤酒款待了他们。之后他们在谷岛上了一艘游艇，“前进了五六英里都没看见什么能让我们高兴起来的东西”——或许把“东西”替换成小酒馆更为准确。“路沿着河岸无休止地绵延。在酷热的白天，我们受着坦塔罗斯般的折磨[59]——被水环绕却无水解渴。”因此，后来他们看见一辆驶往罗切斯特的装满啤酒的马车时，一定高兴坏了。约翰逊给学徒们装上啤酒，然后“懒洋洋地倚在啤酒桶中间”高兴地向他们挥手告别，继续去克利夫寻找大麻和罂粟（用他的话说，不继续工作恐怕“会因为懒惰松散被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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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于1643年获得了牛津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一年以后作为保王部队的中校参与英国内战的他，在汉普郡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同年，尼古拉斯·卡尔佩珀——一位即便算不上名声最好也算名声最大的17世纪草药学家——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受伤时他正参与纽伯里战役，只不过代表的是战争的另一方。他们在阵营上的差异不是偶然的。从表面上来看，卡尔佩珀正是杰勒德和约翰逊所谴责的那种江湖游医。他的草药学观点是基于深奥难懂的占星术和朴素的民间常识。但他同时也是个政治激进分子和民粹主义者，在英国革命的战乱岁月中，没有任何医生像他这样致力于建立一个可被平民享受的植物医药系统。为国会军作战时他胸口受伤，并且再没能从这次重伤中恢复过来，但他在剩下的十年人生里却写出了一部17世纪最出人意料的畅销书。

《英国医生》可以说是一本平民化的草药书，是一本价格便宜、描写生动、易读易懂的自我医疗手册，其中提到的植物都很容易寻得，绝大部分都是本土植物。在卡尔佩珀提到的约330种植物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在今天都可被大致归类为杂草。但《英国医生》的“杂草性”表现在更深一层的含义上——这是一本向平凡致敬的书，无论是书中的药材还是药材的用法，都再平常不过。融入当地方言的写作风格使得整本书十分杂乱，但又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这本书时而令人入迷，时而时髦可爱，时而不可理喻，时而慰藉人心，时而讽刺，时而好辩，时而执着。作者写到“发怒咬人草”毛茛（很可能是指匍枝毛茛）时，用轻蔑的口吻说道：“到处都能看到，极为常见，谁要是说他找不到，可能是因为他把头插在篱笆里了。”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偏离了草药书的主旨，反而滑向了迷信和宇宙占星，十分可笑。卡尔佩珀同时代的人甚至也认为这本书明显出自一个自私自利的蠢货之手。但他的怪诞和偶尔的庸医之谈多少因他写作此书的动机挽回了一些分数。这是一本平民的草药书，是为受苦的贫穷大众所写。这里没有拉丁语，没有危险的毒草，提到的植物几乎都能在平常的园子里和乡村小道边找到。正如一名传记作者曾谨慎提出的那样，这本书是迈向全民医疗服务的漫漫长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