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三尖树——末日杂草（第16/18页）

因此，我想知道，在衡量外来入侵植物时有没有一种不那么武断的方法，能将它们做出积极贡献的可能性也计算在内。我觉得“适应”（naturalisation）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种衡量它们可容性的简单有效的标准。在严格的科学定义上，“适应”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已经在野外环境中建立了足够稳定的地位，不需人类帮助就可以繁殖与传播。在英国符合这一定义的植物有近1500种，其中有约150种是公元1500年前到来的“古代杂草”，另外1300种则是之后抵达的“新杂草”。

文化层面的“适应”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其深层含义中强调的是人们的接受度和文化上的“相合”。这种“适应”在字典中的定义是“被承认与土生土长的事物或居民享有一样的权利和待遇”，或“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定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宣布：“我们，通过法案，接受国际人权之友的领导者成为法国公民。”在这些定义中有一个予与取的概念，即外来者要对其适应的文化做出一些贡献，同时尝试着融入其中。

这个标准该如何应用到一些著名的外来植物身上呢？有些植物，如欧洲七叶树（新杂草），在文化层面已经被广泛接纳并完全适应了。这种树为英伦景色、孩童游戏甚至化妆品行业（它的果实能够用来生产洗发水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们带来的坏处不过就是在几片本地林地中不成气候地散播了些种子。另一个例子是雪花莲（除西部少数地区外英国全境都有分布的古代杂草）。它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并且能在其逃脱的花园外形成巨大的植物群，但大部分人都以为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英国野花。

大量外来花园植物都能与我们的本土植物和睦共处，甚至常常相处得非常愉快。我前面提到过蔓柳穿鱼、紫菀、常绿五舌草和糖芥所做的贡献。新来物种中有一些最为优良的品种都起源于地中海地区——花朵散发着康乃馨香味的欧亚香花芥；黄色花朵周围围着一圈绿色萼片、以“唱诗班少年”的名字广为人知的菟葵；还有距药草，它耀眼的红色花朵使英格兰西南部的石头建筑充满了生气。针叶婆婆纳是19世纪30年代作为岩石花园专用植物从高加索引进的，如今它们在粗糙的草坪上开出了一片耀眼的蓝色花海（当然是在允许它们生长的地区），与之相伴的是毛茛和落下的樱花。木本羽扇豆1793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远道而来，如今已经适应了东部和南部海岸的沙质海岸线，盛夏里它们的黄色花朵会为海边的微风增添蜂蜜般香甜的气息。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无害地游荡在英国南部的树篱当中，哪怕只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也值得将它留在这片土地上。18世纪初，第三代阿盖尔公爵、植物收藏家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收到了一株茶树（Camellia sinensis）和一株来自中国的枸杞。但它们的标签被弄反了，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出于幽默，公爵就继续让它们顶着错误的标签生长。这个故事在1838年才为人所知，此时公爵已过世多年，但是枸杞却留下了它的戏谑性称呼“阿盖尔公爵的茶树”作为英文名。

更有争议的是如今开遍全英国路边和草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花园水仙。许多人都觉得冬天过去后有些鲜亮的花朵装点一下挺不错，于是当地议会和便民组织出于好意，把水仙种到了交叉路口的圆形花坛、道路两旁和离本区已经很远的绿地中。（即便种在这些地方，水仙们也会造成问题。萨福克郡植物记录员马丁·桑福德指出，尽管这些花被认为“为环境增色不少”，但“它们也被用来在公共土地上划地为界，而且可能导致这些区域被改造成更为正规的园艺区”。）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粗莽的现代培育种和杂交种水仙似乎能产生大量的种子，于是在距离人类聚居地几英里的林地和田边也会突然出现水仙群。我在诺福克湖区的沼泽中央和约克郡谷地1000英尺（约合300米）高的小河河岸都曾见过水仙花丛。

由于水仙的叶子在5月底就会凋零，目前来看它们对本地植物的威胁还很小（不过4月里它们能够完全遮住黄花九轮草和欧报春）。但在自然景观中，它们是最具有美学破坏性的杂草，与喜马拉雅凤仙花这样频受抨击的植物相比，长在本地野生植被中的水仙花要不协调得多；它们完全来错了地方，把城市花园的氛围一路带到了乡村。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有些入侵物种永远都不该留下。例如，被南美洲驱逐的精致的水生植物粉绿狐尾藻，如今正慢慢淹没水塘和沼泽区域的开阔地。虎杖、杜鹃花和桂樱可能也应归为此类。或许还应包括一些更本土的植物，如英国培育的油菜，它们正不断冲出种植它们的田地，入侵周围的道旁植被。植物本土化——获得准许光荣成为本土植物的一员——应当以植物行为的可接受程度和适当与否为标准，而不应取决于原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