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肖迪奇的兰花（第2/5页）

而这才仅仅过去了30年。再有100年，这片曾经的流民暂住地将会变得跟一片普通的混合林地十分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其中会点缀着几棵强健的苹果树、能够忍受黑暗的黄杨以及路边粉色的肥皂草——这些植物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社区。同时它们还提醒着我们，至少在地处温带的英国，杂草对荒地的占领几乎从来不是永久的或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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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草而言，时代也在不断变化。如今的它们正处在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同时受到的打击也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厉。这本书的目的从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园丁或保育工作者们在杂草控制上遇到的技术事宜，我关心的是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但不同的控制技术会对文化产生不同的副作用。20世纪40年代，有机磷除草剂的使用对杂草数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态度）产生的影响超越以前任何一种技术。化学性除草剂是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杂草如今都十分稀少难见，倘若被约翰·克莱尔知道，他大概会说这些杂草“从我们的知识中消失了”。但化学除草剂与最原始的史前徒手除草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只是选择性地把不想要的植物从想要的植物中去除的过程。而正如锄头会给那些根系深且可以从断根中重生的杂草个体带来优势，扬谷会帮助那些种子与农作物谷粒大小一样的杂草演化，化学性除草剂也会积极推动那些生化系统独特、对毒药免疫的杂草植株进一步演化。第一种对有机除草剂表现出抗性的杂草，它的脱颖而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与园丁们素有渊源的千里光中有一批对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西玛津出现了抗性。千里光从萌发到结种只需6个星期，一年中可以繁殖5代——这就像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大型新物种培育实验。20年后，又有50个物种对大量除草剂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抗性。

随着除草剂的毒性和有机程度越来越高，杂草中也演化出了更顽强的种类，这种无尽的化学对弈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就是使公众们对除草剂产生了抵触情绪。现在许多园丁都会容忍甚至乐见丰富多彩的杂草在他们的花园里出现。整个未经开发修整的花园角落可能都会被留给杂草，以及被它们吸引来的昆虫和鸟类（这样一来杂草们就被放在了“正确”的地方，从而使它们也不再是杂草了）。胆子更大的人还会把荨麻、蒲公英和繁缕采来做野菜吃。

在乡村，一些农民也在形成类似的温和态度，他们会在自己的田间地头为杂草留下6英尺宽（约合1.8米）的生长带。平心而论，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让另一种农产品——雉鸡受益。但这些杂草带也为雀、仓鸮和昆虫提供了庇护，而这些生物又有利于植物传粉和害虫防治。如今英国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包含了20种杂草，这意味着政府会为增加它们的数量提供支援，或为它们建立保护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名单中有一些杂草——如矢车菊、侧金盏花和田野毛茛——直到300年前还被认为是有害的植物。

“综合杂草管理”系统正在重新启用类似于威廉·埃利斯在18世纪初使用过的一些措施，比如在玉米下套种一种有用的“杂草”（如三叶草），以抑制危害性更大的杂草并提高氮元素的含量。甚至还有人在试验将杂草种子故意播撒到耕地中，以期它们与已经对除草剂产生抗性的同种杂草杂交，提高其后代对除草剂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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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杂草的文化态度转变最大的还是城市。在废弃的工业区和铁路路堤，还有残破住宅区的边缘地带，并没有高产的农田或原始的生态系统可供外来入侵者破坏。这些地方被认为是荒地，或者用政客和开发商爱用的贬义术语来说叫作“棕地”[148]——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误用，因为这些地方明明是城市中最多彩、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

在没有本地植物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地方还见证着真正的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以及这星球上以前从未出现过却完全契合城市中建筑林立之地的全新植物群落的形成。1993年，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奥利弗·吉尔伯特为英格兰自然署写了一份关于这些植物群落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作《城市中的花》。它的副标题——《“城市公地”上的自然植物群》——使这个原本只在城市植物爱好者圈子中使用的词汇进入了官方的语系。这些户外场地就像是非官方的公地，因为它们是大部分城市中仅存的非正规的开放空间：周末来散步的人会采些黑莓，孩子们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基地，旅行者们不但在这里住下，还带来了马和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