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肖迪奇的兰花（第5/5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杂草比其他任何生物有什么更多的“目的性”。一种生物存在的理由，除了它能够存在、并且能找到机会让自己存在以外，并无其他。地球生命美妙到近乎超验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了生存它们必须与彼此、与地球紧密相连，因此它们会有一个——如果不能说是目的，那么比较接近的说法应该是角色。杂草们快速、机会主义的生存模式意味着它们的角色——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去填补大地的空白空间，去修复几百万年来被山体滑坡、洪水和森林大火自然破坏的植被，以及如今被侵略性农耕和严重污染摧残的植被。在修复的过程中，它们稳固了土壤，保持了水分，为其他植物提供了庇护，也开启了植物演替的过程以形成复杂稳定的植物系统。我想，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倘若一万年前农耕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成功除掉了杂草，那么农业就会成为迅速消亡的传说故事。一旦开始耕种，中东地区干燥的土壤就会被风吹走。农作物会因为没有一点遮蔽地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而枯萎。如今在对待杂草时，可能正确的理解和适当的妥协比清除它们更有利于我们，就像它们现在在生态友好型农作物管理系统的实验中所带来的益处那样。

但与杂草——以及它们的不可避免性——形成友好关系永远都会是一个让人头昏眼花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将切实可行的控制手段与文化接纳结合在一起。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一直都在向相反的方向努力，而我们越是徒劳地——但暂时成功地——清除了杂草，我们就越懒得去了解这些植物。从农业诞生到农业革命开始，杂草们一直被当作是对自然生命和人类生存而言麻烦但必需的组成部分。它们可能需要被从土壤中清理出去，但同时也是土壤肥力的标志。它们被用于祈求生物快速生长的仪式。它们被认为是强大的药物，从更实用的角度看它们还是持家的好帮手。《圣经》坚称它们是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这一理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中隐含着的想法是杂草也是一种生态上的惩罚。它们只是我们为破坏大地而付出的代价中的很小一部分。

可是，一旦我们可以用机械和后来的化学物质攻击杂草，它们便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思考。如今它们的出现引发的不过是直觉反应，而不再是理性思考。它们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粗鲁无礼的入侵者，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根本不相干。随着观念的剧烈变化，如今的我们只知道归罪于杂草，而不再归罪于我们自己。但我们给它们起着带贬义的名字，给它们机会在荒野之外行使自己的修复能力，修复我们破损的世界。每一株扰人的杂草——从过度翻耕的英国绿草带上长着的宽叶羊角芹，到偶然被进口、如今阻塞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池塘植物凤眼蓝，再到湮没了曾经被轰炸过的越南雨林的丝茅——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有时甚至是故意造成的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杂草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作物。

美国作家卡尔·萨菲纳[150]指出，信天翁这种大规模捕杀的受害者却在民间文化中演变成了带来厄运的不祥之物。俗语“脖子上有一只信天翁”的意思是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包袱。一切都是这该死的鸟的错。实际上在引出这种说法的那首《老水手之歌》中，作者柯尔律治的本意完全不是这样。诗中这名水手在错乱中射死了信天翁，“一种神圣的吉兆之鸟”。结果他的船完全停滞了，他那受尽折磨的船员将死去的鸟挂在了他脖子上。脖子上有只信天翁本应指一种由自己造成的困境。我们遇到的杂草都是我们应得的惩罚，是我们的植物信天翁。

在本书的开头我提出，杂草是我们硬要把自然世界拆成野生与驯养两部分所造成的结果。它们是边界的打破者，无归属的少数派，它们提醒着我们，生活不可能那样整洁光鲜、一尘不染。它们能让我们再次学会如何在自然的边界上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