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第2/5页）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