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第3/5页)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