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家庭经济学与华尔街经济学（第2/4页）

如果你上过任何有关经济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课，都会听到过“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这个理论，这正是博弈理论的典型案例。假设你是一名窃贼。有一天，你和同伙因涉嫌犯罪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不同的房间。这时，地区检察官给了你两种选择：保持沉默或是认罪伏法。如果保持沉默，就是在与同伙合作，遵守罪犯之间的秘密约定；而如果认罪，就意味着背叛了同伙。

那么，你是会保持沉默，还是会背叛同伙选择告密？对于你们二人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双方合作并保持沉默。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判短期监禁；如果你们都去告发对方，那么你们的刑期也都会大大延长。

但是，这个决策形成了一个困境：如果你保持沉默而你的同伙招了供，那么你的下场将会很惨——你将被判长期监禁，而你的同伙会跟警方讲好条件，被无罪释放。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同伙忠诚地保持沉默，而你选择了招供，并向地方检察官提供同伙的犯罪证据，那么你就可以被无罪释放。由此可见，你的结局不仅取决于你怎么做，还取决于你的同伙怎么做——这种困境就是博弈理论的最佳范例。

研究人员通常是在实验室中研究囚徒困境，受试者会因合作或背叛的不同决策获得不同数量的报酬。例如，如果你和另一位受试者都选择合作，则每人各得5美元；但是如果你们相互背叛，那么每人只能得到2美元。这样看，合作可能是最好的策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你选择背叛而你的伙伴选择合作，那么你会得到8美元，对方却什么都得不到。当然，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你选择合作但是你的伙伴选择背叛），那样你就拿不到一分钱。这就是所谓的“犯傻的报应”（sucker’s payoff）。

从理性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在这种一锤子买卖的囚徒困境中，最理性的决策就是背叛你的同伙，因为无论你的同伙如何决策，背叛都将使你获得相对较好的回报。根据博弈论的逻辑规则，人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背叛同伴，因为谁都不想犯傻。

虽然博弈论非常有逻辑性，也非常精确，但研究这种困境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其他心理学家指出了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在现实中，人们并不像理性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进行决策。即使在一锤子买卖的实验中，受试者双方完全是看不到、听不到也永远不会相遇的陌生人，但这些人也常常会自发地选择合作。

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于各类谈判情境之中。在一种叫作“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经济学游戏中，你会拿到一笔钱（比如100美元），而且需要与另一个同伴分配这笔钱。你的同伴无权干涉你给多少，但如果他对你给出的数字说“没门儿”，那么你们谁也拿不到一分钱。理性经济学家提出，最理性的选择是给对方极少的钱，比如给对方1美元而自己留99美元。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说可以，那么他就会得到1美元；如果他说不行，就什么都得不到。因此，只要他做出的是理性的选择，就会任你摆布。然而，从100美元中只能分得1美元的人，给出的往往是理性经济学家认为的不理性的答复：“不，谢谢，我宁愿一分不要！”事实上，这个实验中的受试者在分钱时都大方得出奇，还常常跟对方平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夸张，他们剩的钱比“理性的”同伴还少）。

行为经济学家已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数千页的文章讨论这类“异常”、“谬误”和“悖论”的现象。但是，这些行为真的说明人类的思维有缺陷吗？从进化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理性经济学家发明的博弈论规则，其适用的前提是谈判双方都是冷血的经济人，各自寻求最大化的物质回报。这些规则可以很好地解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如何在市场上竞争、二手汽车如何在公开市场上买卖，以及华尔街交易员如何交易股票。但人类并不是冷血的经济人。公司、市场定价甚至经济学本身，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都是新生事物，是我们的祖先从未遇到过的（人类祖先遇到的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大多数有意义的交往仍然限于朋友和家人。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理性经济学家所谓的博弈，而是在玩一种截然不同的游戏。

家庭经济学：亲属博弈

在进行囚徒困境实验时，如果另一个囚犯是你的克隆体，又会发生什么呢？南希·西格尔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西格尔是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的遗传学专家，专门研究双胞胎的偏好和行为的异同——例如，刚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在30年后重聚时，他们是否有相似的人格特质。西格尔相信，通过研究双胞胎，可以更好地研究进化生物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原理：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这个理念很简单：由于进化偏爱有助于有机体DNA传播的行为，所以人类自然希望拥有共同基因的有机体之间进行更多的合作。我们跟血亲之间拥有某些相同的基因，从遗传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帮助亲人就等于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