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第6/6页）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

“别傻了。”她说，“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电话中，她终于详细复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谈到了她的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询问母亲是否在外工作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反感。母亲对我说：“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这样的问题吗？”她还大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有条理，提出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反击。

“所以，这一次的教训是……”母亲停下来。我等待着，想象不出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应该告诉人们，如果要前往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之后患的所有疾病都归结到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母亲说。

这就是不幸中得来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赴偏远国外的工作须知？

“我还得要你帮个忙。”母亲补充道，“从书展上替我带几本好书回来。你父亲可能要看。”

我想带的书太多，多到难以抉择究竟哪些该放进随身行李箱，哪些应该邮寄回家。但我脑中一直在想的却是，如果我们早些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还是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早已注定，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