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

十一月，我第一次陪母亲做化疗。这让我有机会和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谈论家人和每一件事。

几天前，母亲给我发来看病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约在东五十三街区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见面。街对面有一家书店，如果我到得早可以去那里打发时间。莱辛顿大道有很多小吃店，如果想买零食也可以去逛逛。母亲觉得没必要，还告诉我门诊中心有椒盐卷饼和全麦饼干。我坐电梯到四楼，想要在母亲到之前就占下座位。她喜欢椅子，不喜欢候诊室后边的长沙发。

医院像是专门制造干扰的车间，总有人突然让你去干这个或者那个，叮嘱、询问、检查、提醒……第一次陪母亲来医院，我们都得拿出足够耐性面对这些。母亲抽完血后，我们来到治疗室，那地方让我想起学校宿舍那几乎够得着天花板的小房间。隔几周，医生会帮她看诊，其他的时间只需要抽血和化疗。母亲在小房间的时候，有一名护士会来问些治疗方面的问题，也会尽量让她舒服一些（比如问她需要在手臂下放个枕头吗？需要毯子吗？再来点果汁吗？）。接着她会问母亲在医院登记的基本资料，比如姓名、出生年月等。在找血管扎针的酷刑之后，会有第二名护士确认病人的身份以及使用的药品。

还不止这些。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但有社会工作者、研究人员，连负责收集参与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员也都会不时过来问东问西。母亲不喜欢被烦扰。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已经习惯在早上八点打电话给母亲。虽然不是每天都打，但是大多数日子都是如此。她和父亲习惯保留通话，然后再接第三个人的来电。即使这样，她也会觉得很烦躁。有时候我跟她讲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话突然断掉，她会很苦恼地说：“哎呀，我都忘了我还有另一个通话呢。”

我也不喜欢被打扰，但我会打扰别人。我经常会忽视其他人说的话，抢着说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更为有趣、更为精彩、更重要，常常忘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从中获益，值得不断推敲品味。母亲则恰恰相反，她很少打断别人，更不会贬低别人的故事。她更愿意倾听，然后提问，不是提那些敷衍的问题（比如：你在凤凰城待了几天？）。她的问题总是能够让人们说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并从中得到的收获、遇到印象深刻的人，以及感觉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我陪母亲到门诊中心的第一次，已经是母亲来的第三次，她已经熟到能跟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点头打招呼了。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两名护士就没辙。还有，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扰。

那天早上，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感觉极度烦躁。我努力不去想那些事。身处与癌症奋战的一群人中，还抱怨工作显得很奇怪。于是我和母亲沉默地坐着。

“你真的不必陪着我，威尔。你还有太多事要忙。”

“但我想陪你。”我说，“除非你想一个人待着。”

就在那时，母亲说她在看华莱士·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那本陪着我飞越世界各地，至今却还原封未动的书。我说这次我一定会看。

“如果我们总在差不多的时间看同样的书，就跟一个读书会很像啊。”我补充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传统读书会，不过母亲从未参加过。

“你没有时间总去参加读书会！”母亲说。

“我有时间读书，而且我们总在谈论书。所以如果我们读同样的书，又一起讨论，这不就是个读书会吗？”

“读书会不是都要带东西吃吗？”母亲问。

我大笑：“那我们就组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不吃东西的读书会吧。”

通常在第一次读书会时，大家都会讲述彼此的童年经历。

我对母亲提到这点的时候，她半信半疑地笑了，然后我要她把童年故事讲一次给我听。我从未直呼过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难写出“玛丽·安出生于1934年”（而不是“母亲出生于1934年”）这样的句子。当然，那时她还不是母亲，只是玛丽·安。

玛丽·安和弟弟有一位美丽但忧郁的母亲，在美国出生，巴黎长大。他们的父亲是位英俊的男子，经营着家族纺织生意。他在年轻时把生意卖了个好价钱。人人都说，那是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苦苦维持了三十年后，他们以离婚悲惨收场。母亲很少开口谈及她的童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母亲透露她的父母对彼此的怨恨很深，这也让她下定决心，如果她有幸拥有自己的家庭，绝对不会抱怨任何事。玛丽·安早先就读于公立小学，接着在纽约上东区的著名女子学校念中学。在那里，母亲结识了她的毕生好友，也受到了米尔德丽德·唐娜珂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