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谋杀案（第2/3页）

当我们考虑下一本要看的书时，母亲再次表示，她很想重读那些以前看过并且很喜欢的书。想了一会儿，她决定选择T.S.爱略特1935年出版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母亲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参加过哈佛与拉德克利夫联合出演的戏剧，正是这部《大教堂谋杀案》。

从我记事起，母亲和父亲就在书架中间最特别的地方，放了一套有着精美包装的《大教堂谋杀案》和其他的典藏书籍，包括有皮革面的梭罗和狄更斯的作品，那些是母亲的祖父留给她的珍贵遗产。我对此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正沉迷于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但已经看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所以我想在书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说来看，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教堂谋杀案》。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纳瓦隆突击队》的续集。我翻了几页，发现它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于是我又把它塞了回去，也因此断定它就像旁边那本只有父亲会读的书一样，枯燥无味。

选定了《大教堂谋杀案》之后的几周，母亲和我一起坐在了急诊中心的等候室里，因为她突发高烧。我们坐在那里等候通知，不知道母亲是拿点抗生素回家还是必须留在医院里。我们都看完了《大教堂谋杀案》，我问她想要重读艾略特的戏剧是不是为了缅怀过去。她说不是。她想重读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欣赏书中优美的文字；另一个是书中的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他宁愿殉教，也不愿蒙昧良知。“我觉得这部戏剧非常发人深省。”她说。

母亲一会儿就要进检查室了，在这之前，她告诉我，我们最近谈论到那些敢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真正勇敢的人时，她当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贝克特。我们继续坐在那里等着，走廊上有人来回踱步，有病人低声呻吟，有护士跑进跑出。母亲接着说：“他也同样能够接受死亡。虽然他并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静极了。当我停下所有治疗的时候，就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你会不会担心该如何下这个决定？”

母亲摇了摇头：“完全不担心，我相信医生会让我们知道这些。”

但我并不那么确定。母亲的医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现在的情况比较棘手而已。医生怎么会告诉你一切该结束了？怎么会告诉你其他的方法试了也是白试？又怎么会说如果你的目标是生活得有品质而不是想延长生命，那么很简单，接下来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许多医生根本不想谈这些。

我知道有些病人会祈求医生，甚至向医生保证，他们只想得知病情的真相，无论病情如何可怕，他们都能够承受，不会为了多活几周或者几个月而用尽各种痛苦的治疗手段。然而，这些人中还是有很多无法强装坚强，他们无法承受噩耗，不想结束生命，他们愿意忍受任何医疗痛苦，只为了延缓死亡的脚步，哪怕几天也好。还有什么比求生欲更为人性的吗？

奥赖利医生从未给过母亲时间表。她倾听母亲的需求，尽自己所能采用最好的治疗方案，再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让母亲在接下来的日子好过一些，不必为了延长生命时间而牺牲生活的品质。奥赖利医生为母亲看诊时，只会问母亲感觉如何以及治疗是否有效。我们把下一次看诊的时间延后了，在这期间，母亲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像伦敦、日内瓦、佛罗里达等。奥赖利医生会尽量配合，帮助母亲如愿出行。

很快，母亲就要去见急诊医生了。我留在等候室，想着医生会让母亲留在医院还是回家。答案只有一个，非此即彼，没有模糊的空间。

我的思绪又回到《不适之地》上，想着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沟通方式。作为一个读者，你可以同时窥探好几个人物的想法，即使他们不说话或说得非常隐晦，让书里的其他人不知所然，你也能领会他（她）的内心感受。读者可以看到书中角色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其实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会对角色的动作、语调和用词更加敏感。总之，我们透过不计其数的媒介来表达自我，就像打扑克牌时，你要留心其他人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母亲是个阅读者也是个倾听者。什么时候母亲应该停止治疗？我想起母亲的原话，她说她相信医生会告诉我们，她指的不是医生会讲给我们听，而是医生会让我们通过观察明白什么时候该停止治疗了，只要留心观察就好。

就诊的结果是，母亲因为感染严重，必须住院六天。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最后一次的扫描显示，尽管肿瘤没有再缩小，但也没有再扩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春天来了。温暖的天气对母亲的身体帮助很大，虽然她现在只能从医院的窗户瞥见窗外的春色。感染的原因是支架阻挡了母亲从胰腺到肝脏的胆汁流动，为解决这个问题，医生们要把塑胶套塞进支架里。出院前，母亲做了静脉注射抗生素，并输了两次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