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

那顶假发在2008年8月再次现身。母亲之前完全没有戴过它，因为她的头发还剩不少，外出时不会觉得难为情。但随着化疗次数越来越多，她觉得还是改改那顶假发吧。母亲和她的瑜伽老师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她带着母亲做整体疗法，比如生物反馈和冥想。这位老师知道有人能把假发弄得好看一些，把颜色改得更适合母亲本身的发色，尺寸也改小一点。

我们在初夏阅读了好几本与当下时事、即将开始的总统大选，以及和奥巴马有关的书。母亲对奥巴马的喜爱与敬重也日益加深。但在我们的八月读书会，母亲想要做点改变，于是我们决定讨论卡巴金一系列关于正念与冥想的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多舛的生命之旅》，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禅修，以及在生活中发现抗压之道，都有助于疗愈。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也是该校医学院减压诊所的发起人。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0年，描述了他自己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提供以心性疗愈身体的方式。我们现在看的是他1994年出版的《正念》，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正念与禅修，讲述活在当下，不仅是靠减压强化疗愈的效果，而是让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过得踏实。“正念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不做判断。”卡巴金这样写道，“这种专注力可以培养人们的感知、清明以及接受当下现实的能力。”

“你该试试瑜伽，甚至试试禅修。我觉得真的有帮助。”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没时间。”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我的回答听起来多么荒谬，跟母亲比起来，我的时间太多了。“不过看看这类书我觉得也会有帮助。”我抱有希望地补充，“也许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禅修了。”

“可能吧。”母亲说，“但肯定跟真正地做瑜伽不同。”

卡巴金的近作《恢复理智》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标记出来给母亲看。很遗憾，我不记得我标记在哪一段，又为何标记，甚至连书放哪儿了都想不起来。这本书我还帮助编辑过，所以找不到这本书尤其让我生气。我很确定，最后一定能在我公寓的某个乱纸堆里找到它，只是现在我太过激动，根本找不到，这可能验证了母亲的话。

“你看起来累坏了。”每次母亲看见我都会这么说。我的确很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开设一个烹饪网站。于是我满城乱跑，到处开会，酷暑加上神经紧绷让我大汗淋漓，我要跟合作伙伴谈网站设计、投资架构，要在跟朋友租来的四层楼的办公室里跑上跑下，还要在他们的葡萄酒店里稍作停留，简短聊聊，然后带一瓶葡萄酒回家或是去吃晚餐。我对我的哥哥妹妹说起过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这么忙，因为如果我们突然慢了下来，与母亲突然多了许多共处的时间，这可能会让她觉得，我们认为她很快就会去世了。此外，母亲并不希望我们盘旋在她四周。当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她还有自己要见的人、要做的事。

初秋过去了，母亲那段时间总体来说感觉挺好，当然也少不了难过的日子。自从她被确诊以来，至今差不多有一年了。几次高烧让她数度进出医院，有时甚至还需要留院治疗。2008年9月的一次住院治疗中，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母亲的痛苦，她自己也说出了难过的话。那一幕让人目不忍视：她咬着下唇，紧闭双眼，痛到全身弓起。当疼痛有所缓解后，母亲立即要了一片止痛药。在那之前，母亲从未要求吃过任何药效强过雅维的止痛药。那天，医生给了她一片扑热息痛片后她才好了一些。

“我感觉自己像个爱发牢骚和抱怨的人。”吃药时母亲这样说。

我跟父亲站在那里，我们知道不该笑，但我们都笑了出来。母亲生气地看着我们。

“妈妈，你有癌症。你可以要求吃止痛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母亲说，音调有点上扬，“可是我并不需要止痛片。”母亲停了一下，“我在想罗杰第一次跟我说的话，他告诉我，我将会痛不欲生。”她和罗杰后来又聊了很多次，罗杰来纽约的那次，他们还见了面。几年前，罗杰照顾完患了艾滋病的兄长和胰腺癌病人，离开了纽约的朋友和忙碌的生活，搬去了丹佛，从事一项更富挑战性的同性恋权益基金会的工作。我和母亲从未告诉过罗杰，那第一次谈话曾经如何刺激了母亲，我和母亲与他的友谊也丝毫未减。“我想，那次可怕的谈话其实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他故意那么做的。无论现在我有多么难受，我总是想着，好吧，这还没有罗杰说得那么糟糕。这个方法真有效。我有些担心罗杰，他的背痛很严重，人们理解不了他随时随地忍受背痛之苦，他不像我这样，好日子和坏日子交替着，他只有不断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