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第3/4页）

到了十月底，母亲才开始感觉有所好转。新的抗生素药终于奏效了。父亲陪母亲去医院，让医生帮她装入人造血管。在母亲第一次挂上药瓶的时候，我陪了她一整天。医生们给我演示如何在药水滴完后取下药瓶，我很不喜欢操纵机械，但我用心学了，并成功做到了。

那天仿佛特别漫长，伴随着无尽的等待。我在将近八个小时的等待中喝了许多杯摩卡，我和母亲也聊了很久。我们都刚看过《吉利德》的作者玛莉莲·罗宾逊的新作《家园》。托马斯·曼需要再往后等等了，因为我还没看完他那一千五百页的巨著。《家园》是一本当代小说，重新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者来说颇有挑战。这个故事具有圣经版的原型，也有罗宾逊的创新，令那些想对父母开诚布公的子女感到不安。

“浪子的故事总是让我觉得难以接受。”我告诉母亲，“那个不孝子的归来受到那么满腔热情的欢迎，是因为他制造了太多的麻烦，而不是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是衣锦还乡，而不是贫困潦倒地回来，人们还会宰杀肥牛来庆祝他归来吗？我看不会。”

“我认为会的。”母亲说，“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浪子回头，讲的是救赎，而不是饥饿。”

“我觉得不是。”我说，我不同意母亲的观点。

我哥哥可不是什么浪子，他一直都在工作，也养出了三个优秀的孩子。但他还是比我有大的野心，更崇尚自由，或许也更直率。他的浓密黑发让他看起来有点像《飘》里的雷特，我更像阿什莉（好吧，他不是克拉克·盖博，我也不是莱斯利·霍华德，但主要的意思是指我们迥然不同）。有时他会离家出走，比我走得还要远。他偶尔也会跟父母起争执、意见不合，其激烈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离家出走之后，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他就会回家，只要他恢复以往的热情，变成当初的好儿子，全家人就会松一口气，然后大家又其乐融融了，甚至让我异常嫉妒。母亲和我讨论《家园》之后，我跟哥哥开玩笑说，如果我再坏一点就好了。道格向我保证那些都是夸大其辞的赞美。他还告诉我一件我忽略了的事情：母亲终于成功地让我阅读宗教和信仰方面的书籍了，甚至是《圣经》的故事，而这是母亲多年来一直希望做到的事情。

现在母亲的胸口装入了人造血管，这意味着她不必每隔几周就到医院做好几个小时的化疗了，只要每隔两周挂几天的药瓶，她就可以在家和城市里自由行动了。她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她感觉自己像是个人体炸弹，但马上又说：“这可不是抱怨哦！”

我也从未见到母亲这么神经质过。这并非是因为新的治疗方法，而是几周后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她整个人异常焦虑。母亲的一个朋友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民主党内非常活跃，她的儿子也在为奥巴马助选，她总是花上几个钟头与母亲分析选票的变化，还一再告诉她形势不佳。如果没有安眠药，我觉得母亲肯定根本无法入睡。她告诉我们所有人，如果奥巴马没有获选，她就离开美国，不管有没有癌症。

“你看过奥巴马的自传没有？”在某天早晨的电话中她这样问我。

我没有看过。

“你必须得看看。”她说。

我发誓说我一定会看。

“我说真的，威尔。我真不敢相信你还没有看过，你一定会爱上这本书的。”

大选前夕，一直到选举结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必须承认奥巴马能否获选总统与母亲的病情能否好转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这不是迷信，如果奥巴马落选，我担心母亲的情绪会极度低落。我特别看了卡巴金的研究，以及抑郁与健康之间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

得知奥巴马竞选胜利的一刻，我充满了希望。我知道母亲不会痊愈，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的情况会有所好转。也许这不是迷信。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没有利他林的帮助，母亲也有的是精神头，连去医院都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她有些脱水，这是她服用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现在距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只有几天了，她非常确定那天她的精神会很好。

晚宴的前一天，我终于发现了藏在床下的那本找寻已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这也是一本大部头。

我做过标记想要给母亲看的那页，是关于打扰的。卡巴金在那个部分指出我们都知道打断别人是不对的，但我们却不断地打断自己。我们通过不停查阅邮件来检查来信，即使手边在做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也要停下来接电话，就是不肯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或者我们不愿意把一件事彻底想清楚，却让自己被临时出现的事情或欲望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