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选举刚刚结束的秋天，我们的读书会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看书的空当，我们不时回过头去看短篇故事集，比如《纽约客》中刊登的故事、选集，还有我在维罗海滩买的毛姆短篇故事集。

毛姆的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司事》，我们和母亲都非常喜欢。

《司事》跟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样，会让你莞尔一笑。故事的开头是一个谦卑的男人突然被辞退，那是他唯一会做的工作，新工作的要求他还远远达不到。我想母亲喜欢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是，它讲了命运和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意外之喜。在失去工作之后，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切竟然开始奇迹般地好转。因为母亲认识很多命运跌宕起伏的人，所以这些讲述人生重归美好的故事总是对她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司事》对于2008年的11月来说，是个讽刺的警示。那时，金融界开始衰败，股市轰然坍塌，雷曼兄弟一败涂地，甚至连美国汽车产业也濒临破产的边缘。在故事的结尾，一位银行家怂恿我们如今富裕了的主人公将所有的现金全部转成“金边债券”，幸运的是，他不愿这么做，在后来的故事中发现，他也没办法这么做。

我和母亲在读书会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市场和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很难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因为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这类报道，我们俩还都爱看报纸。金融危机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还在为刚刚建立的网站筹募资金。不用说，那个时候可没有人愿意掏出钞票来，我也开始质疑，一再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钱来是否是明智之举。

有时我和母亲坐在一起，我喝着摩卡，凝视着十一月灰色的天空，如果找不到话题可聊，我就会翻出手机，查看手机上的股票行情，随时将坏消息报告给母亲（我们身边坐着的几个人对此也很好奇）：今天跌了一百点、二百点，甚至三百点。母亲对股市的消息又爱又恨。她很想知道，但知道后只会让她更加郁闷。她想要留点钱给我们和孙辈们当教育基金，还有她最爱的慈善事业。她曾经给过我一个慈善团体的名单列表，可以告知这些人把钱捐献给慈善机构。可是除了那些她曾经服务过的地方外，她还在那么多的董事会中任过职，所以，控制名单中的慈善团体的数量让她觉得很为难。所以她不时地会让我添加一个慈善机构的名称，一加再加，但三思之后，她又重新将数量减少到四五个。她总是试图放进不同的机构，并把那些在过去几年她无法全心投入的几家填进去。

由于我的新事业是一个烹饪网站，所以我经常会谈论与厨师和菜谱有关的话题，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母亲来聊，因为她的胃口越来越差了。一个朋友从威尼斯带热巧克力送给她，她很喜欢，于是我们搜遍全城想替她买类似的巧克力。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果冻和清汤。她依旧继续参加晚宴，也会尽量吃东西。今年的感恩节，母亲决定要办一个小型的晚宴，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就够了。去年她身体疲惫，没办法参加汤姆和安迪家的感恩节聚餐，今年她决定亲自主持一顿晚餐。哥哥的首任妻子法比恩和我们关系很好，两年前母亲甚至还飞到欧洲去参加她和新一任丈夫的婚礼，今年她特地从巴黎来看母亲，这次感恩节晚餐她也会参加。我们计划早点开始，也早早结束，但像火鸡、派、球芽甘蓝和红薯这样的美食一个都不会少。

“妈妈，你确定能自己主持晚餐吗？”我们都这样问她。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回屋休息。不过我今年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了，我根本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我也想到了那些无法来这里的人们。我一直在为大卫·罗德祈祷，希望他能够回家过感恩节，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我祈求他能在圣诞节回来，跟他的妻子一起团聚。”

母亲一直跟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着联系，不断打听大卫的消息。但所有人都认为，保持低调，什么都不说，才是救回大卫最好的方法，所以她不能透露给别人这件事。杜普利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以塔利班的绑架记录来看，大卫的状况还算可以，但无论采取何种活动都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现在母亲已经不说大卫的名字了，只把他称为“我们的年轻朋友”，她也提醒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杜普利无比确信大卫一定能回得来，但也告诉母亲，整个地区的情况每天都在急转直下。她曾在白沙瓦停留过很长时间，那里被她称作“绑架之都”，不到万不得已，她绝对不会出门。

杜普利的乐观为母亲带来了许多希望，现在她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收一下邮件，看看是否有大卫的消息。她每天都为大卫祈祷，在每周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会说起他，并让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为大卫祈祷，不过不说他的全名，只说“大卫”。奥巴马的选举让母亲费了大半年的心思，而现在，大卫被绑架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件事在母亲心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母亲和大卫并非彼此熟识，也没有认识很长时间，但对母亲而言，大卫是她新结交的一位忠诚的朋友，她觉得所有老派记者都是如此，他们是一股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