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第2/2页）

他们准备当天就开始新的治疗。奥赖利医生告知了我们治疗的副作用，听起来与之前治疗的副作用相差无几：手指麻木、皮疹、腹泻、口腔溃疡、脱发。母亲写了张纸条，提醒自己记得从帮她修改假发的朋友那里拿回假发。

“但我们要调整好剂量，我觉得副作用不会太严重。应该不会像在希罗达时嘴皮破得那么严重。你也不用取消去佛罗里达的原定计划，我知道你有多么向往那里的天气。”

“太好了，我还能去佛罗里达。”母亲说，然后她又补充道：“我很高兴嘴巴不会破得那么厉害，我真的很不喜欢。”她说得好像口腔疼痛是某种口味，好像有什么人会喜欢似的。

“这次不会了。”奥赖利医生笑着说，“太难受了，对吧？”

“不过你给我的漱口水很有用。”母亲说。

“你还有其他要问我的问题吗？”奥赖利医生问。

母亲摇了摇头。

“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奥赖利医生说，“你的孙儿会从日内瓦去佛罗里达看你吗？”

母亲笑了起来：“哦，是的，巴黎和纽约的那几个也会去。”

回去的时候，母亲说她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她能感觉到肿瘤在增长。所以她现在只希望能去佛罗里达，大家会去看她，她还可以和那边的朋友聚聚，再享受一下温暖的天气。

那天在化疗室里，我们又再次谈起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结尾。“我已经把结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真想知道最后死掉的那个人是谁。我最讨厌搞不清楚状况。”我说。

“我也是，所以我总是先看结果。但有时，人生就是没办法预知结局，即使你知道了全部的过程。所以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最后离开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时候正值寒冷的一月，天气不太好。但母亲坚持要坐公共汽车，于是我陪她一起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