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组曲（第2/3页）

丹妮丝和妹妹在修道院撑到战争结束。直到1990年，丹妮丝才发现那些她悉心保存、字迹微小难辨的手札，并非母亲的日记，是已撰写完成的两章手稿，也就是这部伟大小说的主要内容，写于纳粹占领巴黎时期，并取名为《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在写书之时，曾表示“我在滚烫的熔岩浆里写作”，事实也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这本《法兰西组曲》是美国版本，母亲的是英国版，不知是别人送的还是她在某次伦敦旅行中自己买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亲读这段时我刚好在她旁边，那一段写着：

“1942年7月13日，法国警察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的家门，将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但我生于1962年，而不是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被捕的日子，正好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同一天，这当然只是数字上的巧合，不具任何意义，却足以让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离我并不遥远。我第一次知道二战还是在五岁，二十五年前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一百万年前般久远。随着我逐渐长大，它竟变得越来越近。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事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母亲一再提醒我，不用去翻寻久远的历史，甚至不用翻阅史书，残暴近在咫尺。卢旺达与达尔福尔两地发生的种族灭绝惨剧，就眼睁睁地发生在我们面前。

《法兰西组曲》是作者以难民的身份写下的占领区难民的生活。母亲工作过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几乎就是在小说开始的时间成立的，委员会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倡议下成立，旨在从欧洲纳粹的铁蹄下援救犹太人。这是一本刻画入微的作品，混合了喜剧与暴力场景，书中文字传递的力量，作者遭到谋杀的事实，以及千百万桩纳粹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让人读起来心碎。

2009年5月，大卫·罗德仍然毫无音信，母亲对此也越来越担忧。同时，她决定图书馆计划开始破土动工。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延迟了多时，在阿富汗建造任何东西都异常困难。唯一的工作人员到现在依旧没有办公室可用，日以继夜地为这项计划募款并积极宣传。其他参与者也都忙着剪辑移动图书馆的一段视频，杜普利会在视频中出现，这段视频会用在筹款上。一旦开始实施计划，运输图书，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我的一个朋友负责拍片，他的安全返回让所有人都深感欣慰。总而言之，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母亲不知道如何完成一切。可是她说她会完成的。

我们再次回到医院，母亲要做丝裂霉素的输液，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法兰西组曲》上来。我也提到了我的失眠——看完这本书的那晚，我彻夜难眠。

“我只是觉得有负罪感，没有为这个世界多做点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看完《法兰西组曲》后我想：为什么美国人不多了解、多做一些事呢？我明知全世界有那么多问题，童兵、大屠杀和人口贩卖……而我几乎什么努力都没做。”

母亲歪着头，咬住下唇，这也是我经常为之迷惑不解的一个表情，当我忘记了如她希望的那样联系某人或者在我向她询问什么地方的方向，而她已经确定之前告诉过我的时候，她就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我爱那些在旅途中遇到的人们，威尔。”她说，“我喜欢听到他们的故事，认识他们，找到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任何帮助。这样，我的生命才得到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丰富。当然你可以永远做更多，你也应该如此——但重要的是，你应该做你力所能及的，不管何时。只要尽力，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太多人总是找借口说他们能力有限，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做。那永远都不是个好借口。哪怕只是签个字，寄去一点小东西或者邀请一个刚刚到来的难民家庭一起过个感恩节，都好过什么也不做。”

“那么去昂贵餐厅吃饭之类的事呢？”我问，冒着再次看到母亲那个表情的风险。

“让自己吃顿好的无可厚非，只要你能付得起，但没有必要每晚都那样。大餐应该留给特别的日子。能提出这些疑问是幸运的，表示你肩负了额外的责任，会要求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我要强调，我不是说你只要做点事就可以对自己有交待。每次我听到有钱人只在他们子女就读期间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捐款，我总是很失望，当然，那也算慈善，可那是相当自私的慈善。如果他们能从捐给自己孩子学校的善款中拿出一部分给其他学校，想想看，那将帮到多少人。”

“我的许多朋友说，他们想要做点什么，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这样啊。”母亲说，“人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才能。如果你在公关界，你就帮慈善机构做公关。因为慈善机构需要有人协助筹款，所以这件事谁都可以做。我经常碰到银行经理或律师表示想立即前往难民营工作，不过还要酬劳。我就对他们说，你会雇用一个只有服务难民经验的人去当银行经理或律师吗？这是个专业的工作。”所以我让这些人从志愿者或捐款开始做起，之后再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受训来做这一类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忙的话，金钱是最快速的了，哪怕只能捐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