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幸福

八月的最后一周，母亲不用看医生门诊，所以读书会可以在父母家里举办，而父亲在办公室。

八月末的一天，我过去帮母亲做点事。做完之后，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开始准备看书。首先，我得帮母亲找到她看书用的眼镜，她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她总是用廉价药房出售的眼镜，母亲去世后，道格、妮娜和我在公寓整理她的眼镜，一共找到了二十七副，它们散放在各处：垫子上、小柜子里、抽屉里、口袋里、花瓶后面和书架后面。每次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她都会再买一副。

今天，我找到了一副。她很兴奋地要看《斯必迪汽车厂奇案》，那是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第一女子侦探社》系列的新悬念故事。母亲很快找出她要给我看的一段，然后递给我，手指着那个段落：

“马库茨（拉莫茨维小姐的秘书）关于村庄的想法是对的，哪怕是那些比较大的村庄，像莫丘迪。那是拉莫茨维小姐出生的地方。这些地方仍旧太过亲近，所以无法用足够粗暴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有人写了封信，收信地址是‘博茨瓦纳，莫丘迪，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收。他是个矿工，很懂牲畜’。那么毫无疑问这封信会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父亲的手里。”

这段话让我忍不住微笑起来。我知道在我读它的时候，母亲在观察我的脸，等待我露出喜欢的表情。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讨论这本书。

“太好了。”我说，“真的让人感觉，你知道那个地方。这是非常棒的描述。”

“我在非洲的时候，去过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村庄。”母亲说，“他描写的一点没错。”

我看着母亲的时候，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病人，但也没有当作是我的母亲。我们一起读了很多的书，一起在医生办公室度过了很多的时光；我感觉我遇到的是一个有点不同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思想有点古怪但非常有趣的人。我会深切地思念我的母亲，也会同样思念这个全新的人，思念这个逐渐深入了解她的过程。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外一件东西。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的视频有了一个新的剪辑版本。视频以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箱开始，而这辆汽车顶上捆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然后汽车驶入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愉快地看着书，互相指出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开心的笑容。她们真的在看书，是真正的书。这六千名学生只有五百本书，但以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外一件事儿是：

“在我走后，绝对不能把我积攒的飞行里程浪费掉。我会给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月底，我们为父亲的八十二岁生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餐派对。我出门的时候，母亲叫住了我，要我记得打电话给她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搬去了纽约，希望得到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我说我记得。然后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笑容，小声地对我说了句悄悄话：“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为了帮我恢复食欲。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喜欢喝，并且再也不打算喝了。”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母亲说的是大麻。我们偶尔会逗她和父亲。他们是60年代在剑桥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两个从来没有尝过大麻的进步民主党人。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吸过大麻，她说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大麻。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现在我们看完了厄普代克、《大机器》，还有麦考尔·史密斯的书（好吧，母亲看完了，我还没看完），是时候选一本新书了。

两本书备选：雷诺兹·普莱斯的《心灵盛筵》，美国著名小说家的短篇选集，从1995年起，就被国家公共广播频道播放；还有爱丽丝·门罗的新故事选集《太多的幸福》。当时这本书刚刚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本；母亲的一个朋友帮她买了一本。

我们与奥赖利医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1月1日。我想不起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其实只有我在吃，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降到四十公斤以下了，虽然仍在努力进食，但除了几口食物，一点汤，她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下个星期，我本应飞到旧金山出差几天，但我根本不知道是否要去。去旧金山的原因是，我要去矽谷的砂山道与一些投机资本家见面，看看我是否能说服其中一位为我的冒险事业投资。烹饪网站运营得不错，但我们急需现金。母亲坚定地劝说我去出差，让我不用担心她，说她感觉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