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幸福（第2/5页）

那天，我们聊了家人、计划，以及嫂子即将要开的绘画展览。印度第二首富请南茜画一副巨大的壁画，放在他们在孟买的世界上最高的私人房屋的舞厅里。南茜想在壁画装船运出之前，在工作室里为家人以及几个朋友展示一下。母亲不想错过这个展览，我也不想，于是准备及时飞回来看。妮娜几天后会来看母亲，这样她也可能赶上展览。我和母亲讨论着南茜的展览以及其他事情，就像一个普通的家庭日，不谈文学或者忧郁，只谈后勤的事宜，好像母亲是负责展览的调度中心，指挥家里人往返来去。她仍然在计划着未来，我也从她那里得到了线索。她想要谈谈她感觉怎么样吗？今天不用，因为她想要做计划。

她甚至都计划好了要读的书。我把普莱斯的书带在飞机上，母亲已经快看完了；她想在我离开的时候看门罗的书，然后再把它借给我看。

那个星期一是劳动节，我飞去了旧金山，住在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家里。我根本不知道会累成那样，尤其是第一个晚上。我在他的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打瞌睡，听着他的魔鬼立体声音响。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只说了几分钟就挂断了，她感觉不太舒服。

我看完了雷诺兹·普莱斯的五十二个短篇故事。普莱斯描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回想自己是一个穿着西部牛仔服，拿着秀兰·邓波儿洋娃娃的男孩。他描写了英国，以及母亲热爱的50年代，那时候的“专业剧院非常精彩，而且票价低廉得可笑”。书中还有对教师们令人动容的赞颂。他写到自己对于准时的偏执，以及对不准时的人们疯狂的担忧（已经变得让他恼怒了）。他通过一般的主题来反映世界，写疾病，像艾滋病带来的损毁和悲伤，坐在轮椅上的人，还有死亡。“在我们所处的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阶段，死亡几乎成为最后一件污秽的事情。你是否注意到，许多人拒绝说‘某人死了’，而是说‘某人去世了’。尽管在最先进的设备下，死亡已经成为一个无菌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收缩包装，然后是快速运输。去哪儿？其他地方。简单说，死亡是我们不愿公开讨论的话题。”这一页被母亲折了角。

我与创投公司的第一天会面并不愉快。我从一个满是书本的世界里来，这对我是个大大的减分。这就好像走进波音公司面试，却带着一份满是与马和马车有关的工作简历一样。那天下午，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我们快速地聊了一下。她听起来没有任何好转，但她告诉我，已经好些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很早就醒来了，赶去开会。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明显的痛苦，只说了几分钟的话。她想知道我的会开得怎样，说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提前飞回来。我还有两天的会议。当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再打电话给母亲时，她说她已经停止进食了。我取消了所有会议，直接赶去机场坐红眼航班飞回了家。

当你害怕你爱的人死去，飞奔着要去见他时，没有任何地方比午夜机场更让人感觉孤独的了。我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吃了一片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纽约。我打了出租车，直接去父母的公寓。

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正往家里赶。他并没有阻止我，这本身也等于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信息，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有多少事情急剧恶化了。妹妹在我到家之前几个小时赶到了父母的公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妹妹坐在母亲身边，而母亲正半坐在卧室的床上。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恼怒。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说。她不只是生气，已经怒不可遏了。

“会议进行得不太顺利，所以我决定提前回来了。”我说，“我这个星期还有很多事要做，明知道没有任何结果，还待在那里浪费时间开会，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们就此不提出差的事情了，但母亲仍然生气地看着我。我放弃了原本的计划，是母亲生气的原因之一。但我相信，母亲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她对于死亡的愤怒。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要离开，仍然有很多事情想要做。而我匆忙赶回来，让她无法说服自己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那天，我一直待在公寓里，跟父亲和妮娜在一起。最后，母亲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不知道是不再对我生气了，还是忘记生我的气了。我们在餐桌前一起吃晚餐，她穿着最喜欢的衬衫，系着一条绿松石色的围巾，脖子上还戴着珍珠项链。她仍然在做安排，包括南茜的画展开幕仪式。但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得用轮椅了。我自告奋勇地说，要找一辆可以承载轮椅的出租车或租赁用车。那个时候，她的体重已经不足四十公斤了，但在我看来，她还是她自己，只是更苍白瘦小了而已。她是那么孱弱，但又那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