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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进入俄亥俄州，在扬斯敦以内大概20英里的范围时，事情已经很明显，即使我们顺利超速驾驶90分钟，也不能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赶上仁波切的演讲活动了。这件事困扰我的程度显然超过他50倍。

我是那种人，我相信严守时间是和平世界创建的嵴骨。像我这种人快要迟到的话——或者当别人快要迟到时——焦虑会淤积起来，就像堵在水槽里的水。离槽口还有快6英寸。4英寸！1英寸！等我们拐下扬斯敦南边的州际公路，开始摸索着往北上7号国道时，水已经漫出来了。“现在是6点10分。”我说，我们沿着那条混乱的国道龟速前进，烦心地走走停停。我能听到，也能感觉到，我的话是从紧绷的胃里、嘴里挤出来的，来自半辈子等待我不太准时的爱妻的经历。“根据这张地图，我们还要在这条路开大概11英里，而且全是红绿灯。你要演讲的地方没有人接电话。我们不可能赶上了。”

仁波切耸耸肩。那个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档小型证据卷宗来支持我的理论，即不管他是不是仁波切，是不是心灵导师，是不是外国人，他都是个相当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我甚至又开始在想，他是不是在利用西西莉亚，只为搞到她的土地和房子，他是不是比看起来要聪明得多，狡猾，两面派，那种来到美国，考察一下场面，凭直觉就把握了我们的灵性程度、我们的绝望和天真，剃了光头，买了几件袍子，就开始自称上师的人。我冒出一连串想法来。

“让你的粉丝们等着，你没有不安吗？”

他没有回答，显然正热衷于研究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市容市貌。

多好的市容啊！我见过美国很多地方，也在人生的各种时点去过欧洲、亚洲和巴西。读书时，每周两次，我在布朗克斯区一块贫穷片区的扫盲中心做志愿者。所以对城市衰败，城市萎缩，贫民区，或者不管哪个我们喜欢用来给贫穷的露肉伤口贴金的词汇，我并不陌生。但即便如此，我们见到的这部分扬斯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开进城区，我们路过一个又一个街区的用木板封住的住屋和商铺。倒闭夜店门外的生锈招牌、铁门和被严重损毁的栏杆；小巷里，似乎一个街区所有住屋（那些曾相当漂亮的人家）的二楼窗户都被砸穿。酒瓶和垃圾遍地都是，被丢弃的自行车架，湿的旧鞋，水沟里的背包。仁波切无法移目，我也是。

根据我们得到的指示，演讲在市中心的一栋楼里，就在要道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它，但那里也没有多好。你能看出，这里曾经是繁荣的市中心，有优雅的石头建筑和一条街心绿化带。但现在是成群被木板封住的倒闭的商铺，就好像某种可怕的传染病曾匆匆席卷过俄亥俄州的这一片——病症是烧焦的护墙板，掀开的屋顶，裂开的窗户，无人照管的下沉门廊——甚至都染指了砖石结构的市中心，让这里也蒙受重创。

经过所有这些悲伤画面后，我们来到西西莉亚信上的地址，那里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美丽女人，站在一处空停车位前的路边，表现出领悟的姿势。她瘦瘦高高，有十分迷人的大眼睛，穿一条及踝连衣裙，棕色的发辫几乎及腰。我们走出车外，她立刻上前对仁波切鞠躬，于是两条似被润色过的油光发亮的肉豆蔻色发辫，落在她耳边两侧。她直起身来，莞尔一笑让我想起妹妹，然后用两只手握住仁波切的手，说她很担心路上出事了。说着这话时，她看着我，努力保持微笑，但我能看出，她在为她的老师迟到21分钟的事怪我。我什么也没说。

她引领我们入内——不是我预期中的大礼堂，而是，在以前更美好的日子里，一处一定是个五金店或者小杂货铺之类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一切搬去中国之前，一个卖内衣给钢铁厂高管的妻子们的地方。现在这地方空荡荡的，只有8到10排灰色的折叠椅摆在开裂的漆布地板上。最前面，在一个两英尺高的自制舞台上，有一把看似尊贵几分的椅子，稍微高出地板——有人在这项成果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椅子旁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马克杯和一个小茶壶。聚集而来的观众，总共有18还是20个人，代表了美国的混杂群体：白人，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两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坐在前排。他们身后，是少数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要不就是刚毕业的。然后是一对雅痞，我讨厌用这个词。然后，不可思议的，是两排带着明显的贫穷印记的人——廉价衣服，没有笑容，姿势与表情中有一面显露出一种坚硬，一种疼痛，一种拉扯度日的重量。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印记。我们可以出于某种虚伪的礼貌起见，假装不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穷人长什么样子。任何有半点脑子的人都能分辨出真穷和假穷，穿破牛仔裤的艺术家，穿脏T恤的大学小屁孩。这些人是真正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