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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边迎接我们的扎辫子女人站在前面，确认了仁波切在椅子里舒服就座后，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明显是背过的：“今晚很荣幸请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灵性大师。”我就站在门口，发觉自己十分惊讶。这女人的发言在我听来是夸大其词——当然，夸大其词也是我编辑过的几十篇作者介绍的必要手法。我毕竟比她更了解仁波切，尽管他让我越来越感兴趣，尽管如果你无视他的无礼，把他当成一种文化解读的话，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心灵大师”还是不太符合一个不久之前才差点被好时之吻呛死的人；一个没有准时赴约而且似乎满不在乎的人；一个坐陌生人的车横跨半个国家还要骗人的人；还有，这个人或许还在欺诈一个天真善良的女人，这女人本身就是个真正的穷人，他还要拿走她合法继承的财产。

扎辫子的美女讲完后，礼貌的掌声响起，距离临时舞台最远的几排座位里，有人坐立不安。我没坐下，也不打算留下来听演讲。即便我知道，在黄昏时分的扬斯敦市中心散步这个选项有多没意思，也不想留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仁波切鞠了一躬，说他要以一个十分钟时长的冥想作为开始时，我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熘出门外，坐掉头里，研究地图，寻找西行的最佳路线。因为据我所知，他们会在那里拉起手念经，或者盘腿坐在开裂的漆布地板上，想象有能量光束沿着他们的嵴柱盘绕上升，就像光辉的巨蛇。不是我的风格。

车门紧锁，我在车里度过了诡异的一个半小时。当我看完地图后——花了总共四分钟——除了电台，没有什么东西来占据我的思绪，那一天我听够了电台。没有书或报纸可读，而且我承认，我害怕去散步。这是我以前每个星期去布朗克斯区遭遇的恐惧，尽管辅导时间在周六的清早，而且尽管在六年期间，没有任何不良事件（至少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仍是一个富裕的白人，身处一个贫穷的黑人街区，社会地位烙在我的车上、衣服上、脸上和一举一动之中，和任何贫穷的印记一样清晰，我感觉被人嫌恶，感觉内疚，容易受到攻击。类似那样的感觉几乎在我们驶过7号路上的扬斯敦边线时已经找上了我。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假设也有。这不是我们在工作场合谈论的话题，公司里的编辑和营销总监们——黑人、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多数住在曼哈顿，或者住在北边通勤火车能到达的郊区，从事运输和收发的人、搞清洁的人、助理们和保安员多半住在皇后区、布朗克斯区或者哈莱姆区的某些地方，那里的街头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意识到，我正踩在阴险的地面上。我意识到，我正在勾画美国人从不敢逾越太远的边缘话题，我在悄悄地涉足那些话题：尚存在一整块一整块的社区，那里，出租车司机拒绝进入；我们当中，还有人生活在我们耻于谈及的环境里，孩子们也以那种方式生活；我们的城市中有大面积的地区，像我这样的人（不只是像我这样的白人）干脆就不会去，是我们在时髦的市区小酒馆里小酌贵气的马提尼时，看不到也不愿去想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吃一顿饭的价格够这些美国人赚一个星期的。我们引用资本的流动规律为此开脱，要不就告诉自己，我们工作得更努力，或者正是社会的不平等起到了国民财富的刺激作用。都是很好的逻辑，或许。然而，我一直对我的生活和其他美国人的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不安。

我坐在车里，感觉就像被裹在一层难以名状的稀薄黏液里。静静地站在房间后面做个白日梦能有多难，我问自己。拉着某个陌生人的手几分钟，念念经能有多可怕？你不想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况且我才刚给仁波切上过美国式礼貌的课。

我还是坐在那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人陆续经过，全是男人，大多数人走得很慢，几乎拖着脚步，几乎是在寻觅，东张西望，就像在伺机浮现。日光悄悄熘走，然后这种孤独的阴霾从废弃的部分街区的黑暗中传来，经过店面里涌出的光亮，又再次回到黑暗中。几个人向店面里窥探。一个人甚至把脸贴近玻璃，站着观看了一会儿。没有人进去。

当我觉得演讲的主要环节一定结束了，而在我脑里高谈阔论、训斥我缺乏勇气与尊重的声音也越发固执时，我打开车门的锁，悄悄地熘回演讲厅。仁波切已经结束了正式的演讲部分，正在回答问题。

第一排的黑人长者举起手说：“早些时候，你说了一些我在你的书里没有读过的东西。你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不管怎样，你只能改变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半事情。或者类似那样的话。你能就那个话题细说几分钟吗，仁波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