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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也答完之后，我就急着要上路了，而且我莫名地恼火。就像是为了刁难我，仁波切在演讲结束之后，又逗留了很长时间，跟点心桌旁的人聊天，轻声发笑，回答问题，把一只手搭在他们的肩上，接受恭敬的鞠躬。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站在清凉夜风里的人行道上，就站在那儿，眺望荒废。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美国？

我饿了。我依稀觉得自己好像有罪——相信我，这不是我常用的措辞。空洞的内在，肮脏的胶合板眼睛，扬斯敦要道上精美的古老石屋似乎映照出几分的我来：外表足够光鲜，建筑上讨喜，结构上健全，但挖空之处有老鼠在爬。我为什么要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个坏人。我站在那里，等待里面的欢宴得出笑意的结论时，一直在跟自己争论。我什么都没做错。反之，我没怎么计较，就重新安排好了我的行程，多少还算准时地把仁波切带到了他的演讲会址，要知道，有两天之久，他手头上一直拿着我妹妹的那封信，却都没有想到向我提起。确实，我用提问向他施了一点压力，但整件事情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不然要我怎么样，就像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附和吗？他说什么都照单全收，就因为他被认为是个心灵大师？那不是我的风格，完全不是。我的风格是去提问，去分析，去质疑，去权衡一个问题的各方各面，如果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不像现实真理，就一直挤压它，直到谎言暴露无遗。那样何错之有？在我看来，我一直很恭敬，而且，我比房间里的其他人更诚实。仁波切似乎没有不悦。

然而就是有什么东西对我纠缠不休，某种模煳的愧疚感。仁波切的回答是，加深它。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人会做正确的事，而不去做错的事？害怕坐牢、离婚、永恒的惩罚吗？对天堂的信仰？还是以防真有来世？对于在生活中做更多“灵性功课”的人，那些人不止是不出轨、不偷公司的钱、不用酷刑拷问公民，每周还花几个小时祷告——对那些人来说，存在一个更高层、更加愉悦的不一样的天堂吗？

我感觉，我疏漏了一部分的论据。比如说，那些不做好事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还有死亡那个议题呢？它有什么意义？一个人要怎么为死亡做准备？最后，当仁波切和一小群仰慕者们从门口涌出来时，我正在发愁，就像发愁衬衫上一颗松动的纽扣。扬斯敦的人行道上一定回荡着二十多声“谢谢”，至少同样多次的鞠躬。微笑，容光焕发的脸庞，孩子似的爱慕。这一切怎么这么气人？

终于，仁波切对扎辫子的女人说了最后一声再见，鞠了最后一个躬，我们把车倒出停车位，从422号公路离开小镇，这条路是我闷在车里时找到的。仁波切彻底安静下来。在我的经验里，这对一个刚做完演讲的人来说不同寻常。我做编辑的部分职责包括，当作者来纽约时，陪同他参加读书会，几乎无一例外，在比较成功的作者朗读完或者演讲完之后，当他们沐浴在一群人的钦佩赞美声中一两个小时之后，总会有某种“演讲后人来疯”，一种亢奋的状态。要过一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或者在某些极端自负的案例中，要过几天他们才能意识到，他们其实跟芸芸众生在同一个水平上，只不过偶尔有人找他们要签名，或者咨询他们对这样那样的烹饪手法的意见。

或许我在这里的口气听起来是嫉妒。我不嫉妒。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多大的冲动要写一本书，或者去跑巡回推广、在我写的东西上签名、上电视主持烹饪节目，或者被邀请在苏荷区开餐厅。只不过多年以来，我注意到一两个小时的公众崇拜对一个人的影响，而我在仁波切的身上一丝都没看到。

他坐着，盯着窗外城市的残骸，现在已经黑下来。后来，我们经过几座工厂——庞大笨重的残骸，这里曾经制造过产品，人们曾经在这里工作过，赚取过薪水，把钱花在扬斯敦的商家和店铺里。只有一座工厂亮着灯，似乎还在使用。很快我们出了扬斯敦，驶过一条商业街，这里多多少少还能维持完整的面貌。

“饿了吗？”我问我的旅伴。

“不太饿。”

“那么辛苦都不饿？”

“不太辛苦，讲话而已。”

我们继续沉默地前进了片刻，我能感觉到荒谬的愧疚感仍像臭气一般，黏着我不放。上师的沉默中似乎有一种谴责。也许我侮辱了他，或者让他尴尬了。“听着，”我说，“对不起。恐怕我刚才有点过分。我从房间后面像条警犬一样扑上来。”

“警犬？”

“你知道，我的问题很尖锐。它们有一点强硬。不太恰当。我不该开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