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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妻子？你的意思是，没有性。”

他再次大笑。“一点点性。不会太多。仁波切做什么都不会太多。食物，性，睡觉，公务，演讲，幸福，悲伤……不会太多。”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只要一点点的性？要是它本身没错的话，为什么不要很多的性？”

“你自己有感觉，什么时候做了对的事，什么时候做了错的事，是吧？”

“是，当然。”

“我刚好平衡时，自己有感觉。”

“太多的性会让你失去平衡？”

“太多的什么都不行。太多冥想，太多演讲。”

听到这个，我陷入沉默。我考虑过再点一杯红酒，我想点的——我可没有平衡的问题——但是，想到还要开车，我克制住了。我还是品尝了一块提拉米苏，和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其中一个侍应善意地给我们建议，说有个小镇可以逗留，沿着这条路往北开大概一个小时，还有一家不错的旅馆，他觉得会适合我们。我请他代我向大厨转达赞美之词，赞美我刚吃的这顿饭，还提到我编辑美食图书，服务生把这些告诉了大厨和名叫理乍得·阿尔贝里尼的老板。理乍得出来短暂寒暄了一下，握着仁波切的手，就好像他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周二夜晚的顾客形象。

阿尔贝里尼说，没多久以前，扬斯敦还是繁荣的地方，有稳固的中产阶级和美好的文化生活。但之后，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城市开始走漫长的下坡路，到现在都没缓过来。他店里的生意也衰退了，他说，但他们还好能从俄亥俄州那一片的其他地方吸引顾客。和他交谈时，我想着那些迁走工作的人，不管那些人其实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没有回过这座城市，甚至只是开车穿过它。我还好奇，他们回来时，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要如何对自己解释，才能自我感觉是个好人。利润养育了我们所过的生活，我知道，也看到它的必要性。但那些人把利润奉为上帝，而且在我看来，根据他们宗教的规则，如果关掉工厂、把工作转移到海外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在道义上就是对的。为了免于罪恶感，我猜，他们为自己做过什么、没做什么设计了各种思维方式，各种聪明的合理说辞。我突然想到，在一个不同的竞技场里，我可能也会惯于做出同样的事。